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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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犹如水之趋下一般自然”。
于是福泽谕吉的“自由”与“个人独立”，其具体含义就变成独立于藩主，而效忠于国家；独立于本家族，而效忠于天皇；总之是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
后之流风所及，连所谓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也都是叫人从“父母的人”变成“天皇的人”，而非真正成为独立的人。
甚至养儿不尽孝而去当“神风队”，养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妇。
女子可以不从父母，不守妇道，私奔苟合不以为意明治以后日本的“性解放”，是很多留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日本女性爱笑，而中国女性爱哭，似已举世皆知”，“与被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相比，日本女性在社交方面的确要开放得多”。
很多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性这种开放、积极的态度感到吃惊”。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不受礼教束缚”的日本女性似乎更适合成为“军国”的工具，国家或天皇一旦召唤，她们就应该“报国奉仕”去供人蹂躏！日本式的“个人自由”就这样与“军国主义”成为二位一体的怪胎。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当然没有直接鼓吹过这种要妇女“为国”献身的邪恶制度，但是这种“日本特色启蒙”的逻辑如果贯彻到底，不就是这种结果吗？ 而随着军国主义在福泽谕吉身后的继续发展，强大起来的日本从学习西方变成了对抗西方，福泽谕吉时代的“脱亚入欧”也变成了皇道派敌视欧美的“大东亚主义”。
但是，“脱儒入法”式的“日本传统批判”却在军国主义狂潮中继续发展。
一些狂人在敌视西方的同时也不满意日本过去沾染上的“儒家劣根性”，他们除了崇奉被认为是日本国粹的神道外，仍然佩服中国的法家，以为后者的“大陆精神”可以治疗日本的“岛国病”。
明治后日本之走向军国主义，几乎是“脱儒入法”的逻辑延伸。
这从日本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学者、战前皇国史观代表佐藤清胜的言论中可见一斑。
佐藤清胜于侵华战争期间、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939年出版两卷本大部头的《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书中极力贬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他认为儒家在日本的影响只是从大化改新到桓武天皇这一时期（即相当于我国唐朝的奈良时期），与日本原有的“神治”“祷治”混合运行，形成所谓“神德两治”与“德祷两治”。
而桓武以后就衰亡了。
到江户时代出现以法家来改造儒家的所谓“武德两治时代”，其进一步的发展便形成了明治的“法治时代”，照他的说法，这时出现的明治维新更是以法代儒，犹如近代版的周秦之变。
不同于明治时期日本的“欧风美雨”，这时随着“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胀，以佐藤清胜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已是敌视西方（主要是敌视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蔑视中国（尤其蔑视儒家），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仍崇尚韩非式的所谓“法治”。
其贬儒反西而扬法的色彩十分明显。
尤为有趣的是，他还热衷于批判日本人的“劣根性”。
当时就有中国学者指出：佐藤清胜“为敌国‘弄笔’军人中之自厌色彩最浓者……又高唱日本人应摆脱岛国性，求为‘大陆人’以开创新历史之说。
彼之《满蒙问题与大陆政策》一书，骂政府、骂国民，怨天恨地，以日本甘于岛国性之桎梏为不当，甚至诟东京为‘笼城’，迹其跳踉叫嚣之目的，无非以整个吞噬中国为制就日本人为‘大陆人’之基础而已。
彼有一幻想，即使日本国都向大陆迁移，其计划之第一步迁东京政府于朝鲜，第二步迁于‘满洲’，第三步迁何处，彼未言，以意测之，殆北京、南京乎？佐藤因素持迁都大陆论，战前对其本国之诸多建设皆表不满，甚至架铁路、装电线、浚河川，彼皆以‘不必要’一词而否定之，其自厌程度之深，可想见矣！”这个佐藤清胜可算是“脱儒入法但不入欧”的代表、既反“西方”也反儒的“国民性批判”之典型了。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与“社会主义” 尽管各有特色，但就本质而言，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日本乃至其他国家本无不同。
然而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走的路，则因两国“前近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相异而应有所不同，“走出秦制”的中国如果在这方面仿效“走出周制”的日本，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错位”。
这确实可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明显地看出。
如前所述，主要由留日出身的学者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极权为特色。
而且，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高涨。
1920年，已经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仍然为“个人主义”辩护，他宣称：“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
”但在1921年，他却又大骂起“个人主义”来：“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
于是福泽谕吉的“自由”与“个人独立”，其具体含义就变成独立于藩主，而效忠于国家；独立于本家族，而效忠于天皇；总之是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
后之流风所及，连所谓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也都是叫人从“父母的人”变成“天皇的人”，而非真正成为独立的人。
甚至养儿不尽孝而去当“神风队”，养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妇。
女子可以不从父母，不守妇道，私奔苟合不以为意明治以后日本的“性解放”，是很多留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日本女性爱笑，而中国女性爱哭，似已举世皆知”，“与被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相比，日本女性在社交方面的确要开放得多”。
很多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性这种开放、积极的态度感到吃惊”。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不受礼教束缚”的日本女性似乎更适合成为“军国”的工具，国家或天皇一旦召唤，她们就应该“报国奉仕”去供人蹂躏！日本式的“个人自由”就这样与“军国主义”成为二位一体的怪胎。
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当然没有直接鼓吹过这种要妇女“为国”献身的邪恶制度，但是这种“日本特色启蒙”的逻辑如果贯彻到底，不就是这种结果吗？ 而随着军国主义在福泽谕吉身后的继续发展，强大起来的日本从学习西方变成了对抗西方，福泽谕吉时代的“脱亚入欧”也变成了皇道派敌视欧美的“大东亚主义”。
但是，“脱儒入法”式的“日本传统批判”却在军国主义狂潮中继续发展。
一些狂人在敌视西方的同时也不满意日本过去沾染上的“儒家劣根性”，他们除了崇奉被认为是日本国粹的神道外，仍然佩服中国的法家，以为后者的“大陆精神”可以治疗日本的“岛国病”。
明治后日本之走向军国主义，几乎是“脱儒入法”的逻辑延伸。
这从日本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学者、战前皇国史观代表佐藤清胜的言论中可见一斑。
佐藤清胜于侵华战争期间、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939年出版两卷本大部头的《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书中极力贬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他认为儒家在日本的影响只是从大化改新到桓武天皇这一时期（即相当于我国唐朝的奈良时期），与日本原有的“神治”“祷治”混合运行，形成所谓“神德两治”与“德祷两治”。
而桓武以后就衰亡了。
到江户时代出现以法家来改造儒家的所谓“武德两治时代”，其进一步的发展便形成了明治的“法治时代”，照他的说法，这时出现的明治维新更是以法代儒，犹如近代版的周秦之变。
不同于明治时期日本的“欧风美雨”，这时随着“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胀，以佐藤清胜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已是敌视西方（主要是敌视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蔑视中国（尤其蔑视儒家），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仍崇尚韩非式的所谓“法治”。
其贬儒反西而扬法的色彩十分明显。
尤为有趣的是，他还热衷于批判日本人的“劣根性”。
当时就有中国学者指出：佐藤清胜“为敌国‘弄笔’军人中之自厌色彩最浓者……又高唱日本人应摆脱岛国性，求为‘大陆人’以开创新历史之说。
彼之《满蒙问题与大陆政策》一书，骂政府、骂国民，怨天恨地，以日本甘于岛国性之桎梏为不当，甚至诟东京为‘笼城’，迹其跳踉叫嚣之目的，无非以整个吞噬中国为制就日本人为‘大陆人’之基础而已。
彼有一幻想，即使日本国都向大陆迁移，其计划之第一步迁东京政府于朝鲜，第二步迁于‘满洲’，第三步迁何处，彼未言，以意测之，殆北京、南京乎？佐藤因素持迁都大陆论，战前对其本国之诸多建设皆表不满，甚至架铁路、装电线、浚河川，彼皆以‘不必要’一词而否定之，其自厌程度之深，可想见矣！”这个佐藤清胜可算是“脱儒入法但不入欧”的代表、既反“西方”也反儒的“国民性批判”之典型了。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与“社会主义” 尽管各有特色，但就本质而言，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日本乃至其他国家本无不同。
然而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走的路，则因两国“前近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相异而应有所不同，“走出秦制”的中国如果在这方面仿效“走出周制”的日本，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错位”。
这确实可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明显地看出。
如前所述，主要由留日出身的学者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极权为特色。
而且，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高涨。
1920年，已经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仍然为“个人主义”辩护，他宣称：“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
”但在1921年，他却又大骂起“个人主义”来：“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