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兵不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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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
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
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
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
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
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
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
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
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
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
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
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
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
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
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
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
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
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
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
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
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
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
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
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
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
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
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
天化时就不大行了。
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
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
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
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
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
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
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
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
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
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
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
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
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
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
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
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
二叔说：你吃一碗吧。
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
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
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
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
一家人哭啊。
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
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
看不住。
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
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
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
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
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
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
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
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
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
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
是炒黄豆。
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
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
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
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
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
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
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
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
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
就2斤大米。
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
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
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
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
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
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
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
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
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
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
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
怕抢。
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
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
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
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
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
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
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
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
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
结婚为口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
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
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
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
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
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
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
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
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
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
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
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
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
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
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
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
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
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
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
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
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
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
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
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
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
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
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
天化时就不大行了。
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
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
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
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
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
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
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
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
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
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
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
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
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
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
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
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
二叔说：你吃一碗吧。
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
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
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
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
一家人哭啊。
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
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
看不住。
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
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
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
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
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
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
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
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
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
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
是炒黄豆。
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
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
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
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
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
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
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
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
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
就2斤大米。
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
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
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
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
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
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
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
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
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
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
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
怕抢。
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
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
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
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
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
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
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
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
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
结婚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