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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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
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
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
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
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
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
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
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
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
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
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
就叫他小刘好了。
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
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
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
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
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
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
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
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
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
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
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
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
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
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
他们谁也不相信。
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
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
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
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了。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
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
“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
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如同上岁数的女人Rx房。
我再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
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
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我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
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
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浦，阿玫来哉！ 菲利浦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
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
菲利浦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
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
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单独谈话。
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浦。
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
菲利浦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
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
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
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
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
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
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
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
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
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
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
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
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
就叫他小刘好了。
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
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
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
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
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
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
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
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
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
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
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
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
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
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
他们谁也不相信。
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
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
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
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了。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
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
“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
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如同上岁数的女人Rx房。
我再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
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
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我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
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
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浦，阿玫来哉！ 菲利浦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
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
菲利浦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
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
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单独谈话。
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浦。
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
菲利浦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
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