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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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
它是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荡荡的渺小生命。
我眼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
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物会“PＯP”到眼前。
常常“PＯ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
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眼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彼得的妹妹是个美少女，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到身材都没得可挑。
她在我进来不久，就下楼去了。
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
我敢说她不知道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处，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出来。
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一个人在僵硬的礼貌中总是很丑。
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统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挡地往膝盖下滑，只要我站起身，它就会掉到脚脖子，在那里像肠子肚子一样缠成一堆。
我心里懊丧之极，仇恨自己在临出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套臀部包紧的西装裙。
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色带白花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
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弄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头发，他夫人的头发颜色是深红。
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种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出来，最终出来彼得这样的结果。
说俊美有点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眼，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体，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蕾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
滋补是理性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处，你必须爱对你有好处的东西。
用我们八十年代后的话，叫做优生优育。
彼得家那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出大汗，只想早点结束这种有问必答的局面。
长统袜温热地绕在膝盖部，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
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
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
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
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
（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
）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地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
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
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
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
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
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
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
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
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
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
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
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
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
我谈到******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
******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
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
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
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
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这时我听见彼得的妹妹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
两个人都将就着对方的语言，说着马桶不通的事。
然后寇恩小姐进来，对母亲说了句德语。
不用懂她的德语，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个中国人。
你更懂她对中国人的不屑和厌烦。
寇恩夫人用德语回答了一句什么，寇恩小姐不情愿地走到酒橱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枚零钱，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话是：那么就给他点钱好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房东按照合同来修马桶，发现扳手被扳断，便说这是损坏器械，应该由房客付买配件的钱。
彼得的妹妹在外面力争了一阵，争执不下，求援于母亲。
寇恩夫人便轻轻一翘下巴颏：拿钱给他，不就是两个钱吗？她心力交瘁，淡泊地笑着，瞧不起对方也瞧不起自己，这场争执谁也不怪，只怪贫贱。
寇恩先生还在和彼得交谈。
他们是那种绝不在不懂德
它是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荡荡的渺小生命。
我眼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
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物会“PＯP”到眼前。
常常“PＯ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
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眼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彼得的妹妹是个美少女，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到身材都没得可挑。
她在我进来不久，就下楼去了。
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
我敢说她不知道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处，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出来。
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一个人在僵硬的礼貌中总是很丑。
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统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挡地往膝盖下滑，只要我站起身，它就会掉到脚脖子，在那里像肠子肚子一样缠成一堆。
我心里懊丧之极，仇恨自己在临出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套臀部包紧的西装裙。
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色带白花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
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弄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头发，他夫人的头发颜色是深红。
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种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出来，最终出来彼得这样的结果。
说俊美有点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眼，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体，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蕾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
滋补是理性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处，你必须爱对你有好处的东西。
用我们八十年代后的话，叫做优生优育。
彼得家那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出大汗，只想早点结束这种有问必答的局面。
长统袜温热地绕在膝盖部，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
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
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
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
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
（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
）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地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
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
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
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
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
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
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
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
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
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
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
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
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
我谈到******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
******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
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
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
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
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这时我听见彼得的妹妹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
两个人都将就着对方的语言，说着马桶不通的事。
然后寇恩小姐进来，对母亲说了句德语。
不用懂她的德语，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个中国人。
你更懂她对中国人的不屑和厌烦。
寇恩夫人用德语回答了一句什么，寇恩小姐不情愿地走到酒橱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枚零钱，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话是：那么就给他点钱好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房东按照合同来修马桶，发现扳手被扳断，便说这是损坏器械，应该由房客付买配件的钱。
彼得的妹妹在外面力争了一阵，争执不下，求援于母亲。
寇恩夫人便轻轻一翘下巴颏：拿钱给他，不就是两个钱吗？她心力交瘁，淡泊地笑着，瞧不起对方也瞧不起自己，这场争执谁也不怪，只怪贫贱。
寇恩先生还在和彼得交谈。
他们是那种绝不在不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