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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精通园艺还是有什么其他门路,反正这些花一直都长得很好,一株也没死。

     日复一日,到了第三个冬天,这次他决定去意大利,打算去看看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花园。

    这两个城市的冬天都不暖和,可这对他来说没大要紧的,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听说那里虽然很冷,却很干燥,而且他也没必要介意雨水多少。

    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聊得很晚,他从来都是很晚才睡觉的,我们经常在书房里坐到凌晨一两点。

    有时说说话,偶尔一句话也不说。

    那晚我们俩伸展双腿,烤着火,几条狗蜷伏在我们脚边。

    前面说了,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可现在回想起来他倒像是有什么预感似的,不时望我一眼,一副若有所思却又十分茫然的神情,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墙壁,看看那些熟悉的画,一会儿又看看火,再看看蜷伏的狗。

     “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突然迸出这么一句。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

    ”我赶紧说。

     他摇了摇头,笑笑说:“不用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咱们不能两人一起离家几个月,这是一种责任,知道吗?一个庄园主的责任,不管别人是不是都这么想,我是这样一种想法。

    ” “我可以和你同行到罗马,”我说,为自己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要是天气没什么不测的话,我能在圣诞节前赶回家。

    ” “不,”他慢声细语地说,“不行的,我也就随便那么一说,再别往这上面想了。

    ” “你没什么感觉不好的吧?”我问他,“没觉得哪处疼吧?” “我的天,看你说哪儿去了,”他笑了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了,当病人?我都有好几个月没得风湿了。

    麻烦的是,菲利普,我对家实在过于迷恋了。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许也会有这种感受。

    ”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拉开厚重的窗帘,凝视着窗外的草坪,静默了好一阵。

    寂静无声的傍晚,穴鸟已经归巢,猫头鹰已不再啼叫。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把小路都挖了,种上了草,现在屋前都是草地,”他说道,“如果草地一直延伸到斜坡那头的马厩旁,效果可能会更好。

    什么时候你再把那些灌木处理掉,就可以一眼望到海了。

    ”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干吗是我来处理,而不是你?”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疑问。

    “一回事,”他最后说道,“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

    你可得记着做啊。

    ” 我的老伙伴当恩犬,这时抬起头看着他,它已经看到了厅里整理好的箱子,也嗅到了离别的气息,它吃力地起身,走到安布鲁斯身边,垂着尾巴站在那儿。

    我轻声唤它,它却不过来。

    我在炉缸上磕了磕烟斗,钟塔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几下,仆人的房间里传来斯考比嘟嘟囔囔骂伙计的声音。

     “安布鲁斯,”我忙说,“安布鲁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 “别犯傻了,菲利普,去睡觉吧。

    ”他对我说。

     这事就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又最后指点吩咐了几句,有关春天种植,诸如此类他认为在他回来前我该做的事。

    他竟然还突发奇想要弄一个天鹅池,就在庭院里通向东车道的入口那地方,那儿有些沼泽,所以冬天天气还好的时候要把池子挖出来,还要筑堤加固。

     时间实在是太快,马上就要上路了。

    七点钟早餐就匆匆结束了,因为他得早点出发,要赶在普利茅斯过夜,然后在那儿乘早班轮船。

    那是一艘商船,他得坐那艘商船到马赛,到了马赛就可以抽空转转意大利。

    这一路是很漫长的海上旅行。

    那是一顿阴冷潮湿的早餐,威灵顿把马车停在门口,车上很快就堆满了行李,几匹马已是蠢蠢欲动,急于要走。

    这时安布鲁斯转过身,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要把一切都照料好,别让我失望。

    ” “这叫什么话,”我说,“我可从没让你失望过。

    ” “你还年轻,”他又说,“我留给你的担子很重。

    总之,你要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属于你。

    ” 我想,那时要是我坚持的话,他可能会让我跟他一起去。

    但我没再说什么。

    我和斯考比把他扶进马车,又把旅行毛毯和手杖递进去。

    他从开着的窗口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对威灵顿说:“好了,威灵顿,走吧!” 于是他们沿着车道走了。

    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冬天的日子一如既往。

    我像以前一样思念他,同时又有很多事情要忙。

    有时想找个伴,我就会驾车去看尼克・肯达尔教父,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露易丝,比我小几岁,和我从小一起玩大的。

    她长得很结实,人也很实在,而且挺漂亮。

    安布鲁斯以前总开玩笑,说她会做我的妻子,可我心里从没这么想过。

     十一月中旬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信是他去马赛时坐的那艘商船捎回来的。

    信上说他一路很顺利,天气也很好,只是在比斯坎湾稍微颠簸了一下。

    说他身体状况良好,兴致也很高,急着去意大利玩。

    他不大敢乘坐公共马车,怕把他带到里昂去,于是就自己雇了马和车,打算沿着海岸进入意大利,然后再转去佛罗伦萨。

    威灵顿听了直摇头,说那样会出事的,他坚信一点:法国人没一个会赶马车,意大利人则都是强盗。

    然而安布鲁斯并未遇上麻烦,从佛罗伦萨寄来了第二封信。

    他的信我都保存着,现在身边有一大捆信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信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手里反反复复地摸来摸去,仿佛手指的接触,能使我从中获得比语言更多的内容。

     就是在寄自佛罗伦萨的第一封信——显然他在那儿过了圣诞节——的结尾处,他首次提到了表姐瑞秋。

     “我结识了咱们的一个亲戚,”他在信中写道,“你以前听我说起过科林家族吧,这个家族原来在塔默尔有家业,后来卖给了别人。

    查查家谱,可以发现上上一辈有个科林和艾什利家族的人结了婚,这个支脉便有了后裔,其中有一个孩子出生在意大利,由一个穷困的父亲和一个意大利母亲养大,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一个叫桑格莱提的意大利贵族。

    这个贵族好像是在有次喝得半醉和人决斗中丧生,给他妻子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一座空荡荡的大别墅,但没有孩子。

    这个桑格莱提伯爵夫人,或者叫她自称的名字瑞秋,就是我的表妹。

    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也是个好伙伴,她很尽心尽职地带我看了佛罗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