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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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都无能为力的“疾病”：“任何医生……想要治好我，先要治好整个世界。
”根据菲尔斯蒂娜的记述，战争的经历使他失去了歌唱的能力，直到他走出被战友的哭喊唤醒，却对他们的死亡无能为力的阴影。
他还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奉献给对声带受损者的康复研究与训练之上。
从此之后，歌唱与指导别人歌唱，成了他替永远沉默的（战争）死者所做的事。
有一些不可言说的内容看似可以，但其实永远也无法真正介入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今天，“创伤”一词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使对象陷入沉默的状态，但我们的疑问是，从何时开始，“声音”成为一种可被剥夺的事物？在《人生？如戏？》里，破败却被尝试修复的，是人自己的歌声。
通过绘画的方式，声音得以被投入最深刻的地方，从而更方便找到自己。
萨洛蒙指引我们寻找一条重新审视战争的路径，可以将清晰可辨的声音碎片，连贯成一段音响。
她希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纸上歌剧”证明她自己以及其他人围绕自由所进行的抗争。
譬如在准备从德国逃亡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法国时，这一系列画作开篇部分的标题，引导我们“场景1“与“场景2“的序曲应当被重复“聆听”。
当她的外祖母威胁要自杀时，萨洛蒙为她演奏了《欢乐颂》（OdetoJoy）的曲调，伴以人们翩翩起舞的背景。
尽管这对外祖母的自杀于事无补，但萨洛蒙配乐的用意，与达博罗恩的顿悟以及他的战争紧密相连——这也是她自己的战争。
他所期待的治疗方式，同样也是她所盼望实现的。
这种彼此的认同很容易被他们之间的引人侧目的爱情故事所掩盖，但同时也形象化地给了她介入他的经验与苦难的权力。
在一组被从最终版本中删除、充满幻觉的画作里，萨洛蒙描绘了自己彻夜通读达博罗恩手稿的情景，而背景则是那些士兵的亡灵充斥在她所在的空间之中。
其中一个更是从黑暗中伸出手，努力攀上她的椅背，从而形成一种超现实的联系，过去与当时的勾连。
菲尔斯蒂娜认为，这好像是“她置身在前线，拥有了早生三年的生命体验”（萨洛蒙生于1917年，沃夫森1914年在部队服役，经历了“一战”），或者她用来排解“二战”带来的痛苦的方式，就是努力介入另一场战争的时空。
于是萨洛蒙并不是仅仅向我们呈现了她自己的深刻记忆，而是同时拷问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卢森堡也将同意，纳粹的萌芽在“一战”时就已经生发。
我们尚且无法知晓，她在1918年宣布的“走向尽头”，是否就是指犹太人作为替罪羊的命运。
自杀的诅咒对于萨洛蒙的家族而言，显然是沉重而沉默的负担。
它同样深植于萨洛蒙的内心，但也驱使她无所畏惧地（这并不是个准确的词）介入了这一领域。
让我们回头看看沃夫森对萨洛蒙《死神与少女》的评价：“通过女孩极富感染力的表情，我觉得死亡并没有对她造成通常意义的威胁……这或许也是死神为何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温柔、亲切，几乎被打败了。
” “作者尝试要逃离她自己的命运。
”我们已经可以隐约感觉到这种气息，而在伦理和美学的层面上，这种努力，是值得人们以之为信仰的。
在每个阶段，萨洛蒙都在试图打破界限，无论是在自己与他者、公共与私人领域，还是两次大战之间。
她的表达也往往如入无人之境。
历史分析将会证实，她的思想中，早早地就将“二战”视作“一战”的结果，或是一次重复，而非当时纳粹分子极力鼓吹的“救赎”。
我们如何去确定这一切呢？一具超越本身的躯体或许就很具说服力。
当萨洛蒙的母亲——外祖母的小女儿自杀身亡后，“悲痛迅速传遍她（外祖母）的身体。
这超出了她个人的痛苦范畴，是整个世界的痛苦。
”通过绘画，她将自己的身体缩写成一个暗色的污点，而她母亲的姐姐，两姐妹中率先自杀的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在先前的画面里，四肢伸展地躺在地上，面孔看起来好似覆盖了整个地球。
在治愈这个世界以前，没有人能够治好沃夫森。
类似地，米尔纳称颜色表达上的障碍，就好似对无尽的痛苦产生的阻力。
她写道，“稍后人们就会清楚，投射到颜色之中的经验，作为一种危险的前兆，往往是与对恐惧的信仰相关联的。
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无尽的折磨，投入到痛苦之海。
”这恐惧是合法的，毕竟信仰之于世界，大抵上都是种模糊不清的赋予，而任何将其明晰化的尝试，都会使信仰者陷于疯狂。
再一次的深刻关联表明，对于世人而言，道德、美学和政治任务，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冷漠始终是最大的威胁，它将在人们的灵魂最深处，筑起坚不可摧的壁垒。
作为《浮士德博士》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托马斯·曼用了“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博士”（Dr.SerenusZeitblom）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对应的是平静的花，“sereneflower”），这个人物也是个时常被忽略的关键。
莱韦屈恩的导师往往将音乐看作是对每个人在世间行走的报偿。
战争机器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可以通过它对每一个人的践踏、对自我价值的粉碎，以及“发觉一种对他人的苦难与死亡常见的漠不关心已深植入人们内心”来衡量。
这使得人间的恐怖，令地狱中的魔鬼十分着迷。
他津津有味地注视这一切，在虚构的叙事里指出自己的出场，而嘲讽和无尽的痛苦则是他的盟友。
在蔡特布罗姆身上，“承认”是一种道德优势。
它使得战败的民族“得以在智识层面从头开始”。
简而言之，当他们与这种破坏愈加熟悉，他们就越想了解，这一切为何，以及是怎样发生的。
当然“他们”并不包括所有人。
托马斯·曼同样描述了那些将战后民主的前景称作“糟糕的笑话”的德国人（自由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它不得不时常否定自己）。
对他者的冷漠是法西斯主义带来的阴影。
它的前提与结果都是经验性的（你不会对你熟识的人挥刀相向），但也是政治性的。
毕竟，它也在证明，他者的自由，对于你自己而言始终是个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萨洛蒙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
在她对自己画作的评述中，她表示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对自己以外的事物和情感熟视无睹。
她也并未对自己的家人进行豁免。
在她母亲的结婚宴会上，“一切仿佛丝毫不受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事影响”（这再一次成为一战悲剧的起点）。
随后，在她逃往法国前，她参加了一场“德裔犹太人”（这个短语也被她用作章节标题）的晚宴。
她以此写道：“每个人都好像是一支鹅毛笔，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观察与记录，而无意与任何他者发生关系。
”类似于这种聚会的社交生活，通常以快活的名义，担当着衡量人们道德健康水准的任务。
而这之后，她又举例描述了自己外祖父的迟钝，“他对付每个人都会讲同样的说辞，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和他人交流的必要”。
在这种状态下，她的选择，大概只有同样成为一个天生的瞎子，或者拿起画笔，投身到这个世界黑暗的核心中去。
※ 这一章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至少是部分地带给了读者一个错误印象，它会妨碍我们真正了解夏洛特·萨洛蒙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似乎让她的形象显得过于光鲜了。
而在我看来，“完美”对于女性本身而言，具有致命的两面性：它既是一种被投射在女性身上的男性幻想，同时也是女性自身会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
使萨洛蒙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道德模范，其实是极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个错误。
这同样也是有关她的议题里十分紧迫的一个。
随着一封被她的继母宝拉发现的、原本被认为遗失的信件所披露的内容证实，萨洛蒙对于自己外祖父的死负有重大嫌疑——当这个老人死于混合了酒精、安眠药和巴比妥类药物的饮料时，萨洛蒙正坐在他的身边。
就在最近，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声称，萨洛蒙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的母亲和姨妈其实长期遭受她外祖父的性虐待（这加速了她们的自杀）。
尽管人们纷纷对事情的真相表示关心，但我却更关心这一“事实”的其他方面。
从根本上说，无论真相的关键词是“谋杀”还是“性虐”，抑或是二者兼有之（我们显然已经无从得知），萨洛蒙始终都无意让自己显得无辜。
倘若人们将她的全部努力，只看作她对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的反抗与报复，那么她的意义，也将在死后被误读（任何受害人都不会成为凶手，任何对苦难的承受都一定是伟大的行为）。
这是对她内心生活复杂性的侵犯和掠夺。
萨洛蒙——作为夏洛特，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憎恨者，她最终也因此幸存。
在生命的末期，她感激给她提供住处的美国人奥蒂莉·摩尔，因为后者给了她机会“在这样的时代更完整地了解人性，学会如何爱，如何恨，以及如何鄙视其他人”。
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爱与恨”，是一条红线，将人们从蓝色的世界上隔离开。
爱恨并不是一件事物下的两个选项，它们彼此联合，并鄙视着那些既不爱也不恨的人。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心灵性的诡计多端。
“地狱的嘲讽”，所谓鄙视，是情感的真正对立。
而为了真正充分的情感体验，爱与恨的经验其实都需要足够丰富。
在我们即将看到的、背负着“完美”诅咒的女人玛丽莲·梦露身上，我们不难发觉，爱与恨其实是一回事。
而同样地，在卢森堡看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人人相爱，但良知是前提：“为了为之斗争并捍卫，我需要学会如何去恨。
”对于萨洛蒙，唯一可以同时在故事内外描绘她的内心之路的途径，是去体会她所具备的内在愤怒。
“我恨他们所有人！”当她外祖父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恭喜自己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多么出色地化解了外祖母自杀这桩丑事——“多么不可思议……她在照片里看起来依旧很健康”，“我想把他们全踢下楼去！” 除了我们曾讨论过的内容，《人生？如戏？》还表现了一种在创造性艺术中体现的内在激情。
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只有在充分考察原稿的细节后才可能得以窥见。
我们曾提到过，萨洛蒙会使用纸的两面来作画。
菲尔斯蒂娜分析这大概是战时纸张紧缺的缘故。
而到后期，一些原本应当出现在下一页的文字，也会因为空间不足而跑到作品的前一页，而后面的画面也随之省略了。
看得出，萨洛蒙缺少的不仅是纸张，还有时间。
但我认为她的分析还不够彻底。
这种状况或许说明，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作品。
对此简单但令人遗憾的解释，是这些内容涉及到了有关纳粹罪行的展示以及羞耻。
在作品里，有一幅画面描绘了反犹小册子被放置在犹太教堂前的场景，而另一幅画面则描绘了萨洛蒙和其他一些妇女在盖世太保面前为他她失踪的丈夫和父亲申诉：“萨洛蒙的努力，在挤满了伤心的妇女的警察局门前落空了。
”似乎只有那些有关她和她的感受的纳粹相关内容才最终保留下来（我们找不到她有关纳粹的直接表现）。
她通常会在纸的正面描绘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背面则是些令人痛苦、带有抒情性的回想。
因此她的外祖母因为听到广播宣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暴行”而下跪的场景出现在某一页的正面，而背面则是宝拉琳卡当红时，街上张贴着她的巨幅海报的画面（这一组画面隐喻了世人所追捧的声音，由美妙的歌声变成了丑陋的广播报道）。
而另一组画面正面的场景中，达博罗恩引用了尼采关于音乐的论述，劝说宝拉琳卡放弃祖国来获得自由；背面则是萨洛蒙在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无数的人排起长队，使得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坐落在地板上的泥潭（她暗示自由不再是可能的）。
稍后的画面中，她站在外祖父的床脚，外祖母躺在一边，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不醒，或者是死去了。
她的外祖父向她解释，说外祖母已经尝试自杀五次了。
这本是发生在达博罗恩劝说宝拉琳卡之前的事情。
尽管读者接收的是一组打乱顺序的回忆，但从灵感到法西斯主义再到自杀，这中间的联系是十分残忍的。
在作品里，萨洛蒙反复强调的事情很简单：在苦难中，要么让生命远离死亡，要么相反。
最重要的，你将会在这些画面中，看到一些不断延伸的阴暗。
但我们无从知晓，当萨洛蒙面对作品“正面”的事件时，她会有怎样的感受。
胶带条遍布画面之中，尤其是在人物的眼睛和嘴巴上，人物几乎面目全非，虽然并非完全，但也有些认不出来了。
她为何要这样做呢？菲尔斯蒂娜对此大惑不解。
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形象暗示了人们在当时无法说话，也无法观看。
那么是什么摧毁了人们歌唱的声音与绘画的眼睛呢？如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在这些画面之下，作为一种不可分隔的对应，萨洛蒙猛烈抨击了那些千人一面的角色，而她自己对此则是问心无愧的。
作品里有关性竞争的内容，或是恋母情结的直接表现，显然是无法论证的。
贴有胶带的画面，多是关于达博罗恩和宝拉琳卡。
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让萨洛蒙无法忍受的。
宝拉自己则要大度许多，在菲尔斯蒂娜于她晚年做的一次访谈中，她称萨洛蒙与沃夫森的情事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
萨洛蒙作品的冲击力，根源在于可被还原的真实。
在我看来，伴随着争取自由和体验生命本身的固有进程，萨洛蒙找到了描述毁灭——作为一种杀死能量的方式——的完美方法，它同时也是艺术的先决条件。
惊人的相似也出现在米尔纳身上。
通过自己的狂喜与绝望，她画出了一幅画像，上面有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嘴巴被胶带封住（萨洛蒙也曾剃过光头）。
她解说道，“这颗脑袋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嘴巴被封住，他又聋又瞎又哑，恰恰表现了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状态。
” 我们之所以往往无法显得无辜，是我们缺乏为自己而战的勇气和决心。
在早期的画作中，米尔纳注意到，无害、清白的人物，通常会伴随一个肮脏的角色，“而我自己更容易对清白的那个产生认同。
”但萨洛蒙不是无罪的，她也许伤害了自己外祖父的自尊：“他们根本不能走出自我，于是也根本无法理解别人。
”但她还是坚持自己是出色的，“我是那种不懈寻找和发现自我获益可能的人。
”而完成自己作品时，她宣称，“这部作品必定是无价的。
” 我们究竟可以承受多少自我认知呢？在米尔纳看来，这种认知等同于寻找心魔，尽管困难，却是通往自由的赌桌上最大的筹码，“像是监狱围墙的倒塌”。
让我们回想卢森堡以纸笔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抗争，以及“她的心将融化束缚她的锁链和螺钉，她的钢铁意志将使监牢的墙壁不堪一击，从而让外部世界的丰富重新在她狭小的监禁空间中（汇聚）。
”（克拉拉·蔡特金）这也是为何我拒绝将《人生？如戏？》看成一部回忆录，因为它讨论的并不是记忆，而是生而为人，我们究竟要承受多少和怎样的苦难。
在外祖父告知她关于家族自杀的诅咒时，萨洛蒙悲伤地说，“我竟全然不知。
”那些助她度过苦难的经验，其实都是周围的人不曾设想她是否可以承受，便全然加之于她的。
※ 但萨洛蒙并未向这个她始终在讥讽抨击的世界要求道德上的特权。
倘若她确实这样做了，她也不大可能再画出这样的作品。
在《浮士德博士》的尾声，叙述者困惑于自己是否可以从整个时代的罪恶中抽离自我，是怎样的溃败使他在有生之年游走在恐慌与渴望之间：“不，我不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希望这样”（这独特的想法被他写在一封“突破封锁”的信里）。
他是对的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要对他是否试图从他的民族所制造的罪恶中脱身画上问号。
“这两个主人公（莱韦屈恩和蔡特布罗姆）身上有太多的秘密需要隐藏，也就是说，秘密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托马斯·曼在作品的创作手记中这样写道。
他自己就是个背井离乡者，他逃离了，但他的小说却告诉我们，逃离并没有意义。
随后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作是一份“激进的忏悔”：“从一开始，这本书谈论的，就是早已破碎之物。
” 从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托马斯·曼就移居到美国。
战争结束时，他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
他给自己的演说命名为“德意志与德意志人”。
这次演讲被认为是德国人有关战争发表的最经典的演说之一： 作为审判的一部分，去迎合世人，咒骂、谴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以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自居，从而与罪恶撇清关系，对于我这样一个德国人而言也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在我看来，每个德国人，都与德意志的命运和罪恶有所牵连…… 世上并非有两个德意志：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事实是，唯一的德意志，因为邪恶的煽动而犯下滔天罪行。
这个邪恶的德意志，仅仅是原本出色的那个误入了歧途，以致陷入灾祸、罪责和毁灭之中。
但正因这样，一个生在那里的人，并没有办法轻易放弃这个邪恶且负罪的祖国，也不可能宣称：“我善良且高贵，是个清白的德国人，而那个邪恶的德国与我无关，可以随你们处置。
”我所讲述和试图让各位接纳的德意志，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德意志，我讲的一切，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在看到这篇解说辞的德文版后，原本因政见不和而与他断交的弟弟亨利希·曼（HeinrichMann）写信给他，称这是“为所有作家生活作出的辩护”。
贯穿本章始终的话题，是自由作为理念，及其同时拥有的最高的内在与外在价值。
托马斯·曼在他的演讲里还质询了：“为什么德国人的自由之路，最终却会通往内在的奴役？”实际上，只有当一个人“内心自由，并主动为它负责”时，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定是种内在状态）。
战争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托马斯·曼的答案是令人惊讶的。
他认为这场战争其实证明了歌德曾希望德国人成为流民的心愿：“像犹太人那样，德国人将背井离乡，散布在整个世界！”只有如此，“他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全面发展，“惠及整个民族”。
因此，既无处可寻，又无所不在的犹太属性，才成为复兴一个新世界的感人号角。
（进一步我们可能要问，德国是否可以出走，从而寻找到与犹太人同样的身份认同？）托马斯·曼总结，战败之后，我们或许应当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是时候让19世纪的民族个人主义全部消亡了。
” 在我看来，夏洛特·萨洛蒙正是这一尝试上的先行者。
她并未只宣告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她努力调和的音符、野性混乱的色彩，以及使世界变得抽象无形的线条，实践了自己所呼吁的经验。
以绘画对抗恐怖，她实现了伦理、美学和精神层面的全部释放。
这世界想要改变，一些内容就必然要让渡、弱化、完全消失。
“她并未像她的先辈那样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为了对生活持久而热烈的爱，主动拥抱了死亡”。
在战争之中，她完成了这部作品，从而超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深深融入了周围的黑暗，同时也提供给我们有关创造一个全新世界所需要的内容的一线启迪。
而我们仍可以从她的观点里挖掘更多启示。
【注释】 [1]基督教教义中将自杀视作犯罪，故而这里称自杀是“罪恶的”。
——译者注 [2]纳粹扩张理论中的术语，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从而以“进步”为名，美化其侵略企图。
——译者注 [3]《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取材自希腊神话。
俄耳甫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司管文艺的女神卡利俄帕的儿子，他的琴声和歌声能迷惑百兽。
自从妻子欧律狄刻被毒蛇夺取生命后，俄耳甫斯痛不欲生，在爱神的帮助下俄耳甫斯义无反顾前往冥府解救妻子，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在返回的路上，他不能回头看欧律狄刻；第二，此戒令不可外泄。
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俄耳甫斯抵御不住对妻子的思念，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导致妻子第二次死去。
——译者注 [4]韦伯创作的三幕歌剧。
又译《自由射手》。
1821年在柏林首演，剧本由F.金德根据德国民间故事编写。
剧情是护林人马克斯与林务官之女阿加特相爱，但他必须在射击比赛中获胜才能升任林务官并和阿加特成婚。
已将自己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护林员卡斯帕尔为了换取自己免受惩罚，企图使马克斯成为他的替身。
马克斯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不幸败北，他受卡斯帕尔的引诱，不惜去狼谷向魔鬼索取魔弹。
魔鬼为他铸弹7发，第7发所中的牺牲品归魔鬼所有。
第二天，马克斯在赛场六发六中，公爵指着飞过的一只白鸽要他射击，阿加特乞求他不要开枪，说白鸽是她的化身，但子弹已射出，阿加特应声倒下，然而，子弹却掉转了方向，射向卡斯帕尔。
最终，马克斯和阿加特结为伴侣。
——译者注 [5]康塔塔（意译为清唱套曲）(Cantata）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乐章，大都有管弦乐伴奏，与中国的大合唱体裁特点十分相近，因而一度被误译为大合唱。
——译者注 [6]出自《圣经·但以理书5:25-28》，“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
’意思就是‘数算，数算，称称。
分裂’。
”而就在那天夜里，波斯人攻陷了巴比伦城，杀死了伯沙撒，摧毁了他的王国。
——译者注 [7]直译为“人性的-犹太人”——译者注 [8]根据大卫·冯金诺斯的传记《夏洛特》，此时考官们已经为萨洛蒙卓越的才华折服，因此并不相信这个女孩会是血统低劣的犹太人。
——译者注 [9]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年），奥地利裔英国精神分析学家。
她是研究其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教义的权威，还对儿童心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译者注 [10]即“Other'sface”。
列维纳斯的观念基于“他者的规范”或按他自己的话讲“规范为哲学第一本位”，认为他者是不可知的，并且无法凝练出基于自我的客观规律，因为这只会囿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
于是哲学应当是“爱的智慧”，而非传统希腊语中的“智慧之爱”。
这样，规范成为独立于主观的实体，成为凌驾于主体的民族责任；继而这种责任超越了客体对真实之探索的意义本身。
而米尔纳和萨洛蒙的遭遇，显然是这种规范的反面。
——译者注 [11]乔治·桑塔耶那（1863-1952）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
——译者注 [12]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与艺术史教授。
——译者注 [13]原文为德文。
——译者注 [14]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家之一。
——译者注 [15]丹尼尔·巴伦博伊姆（1942——），以色列钢琴家及指挥家。
——译者注
”根据菲尔斯蒂娜的记述，战争的经历使他失去了歌唱的能力，直到他走出被战友的哭喊唤醒，却对他们的死亡无能为力的阴影。
他还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奉献给对声带受损者的康复研究与训练之上。
从此之后，歌唱与指导别人歌唱，成了他替永远沉默的（战争）死者所做的事。
有一些不可言说的内容看似可以，但其实永远也无法真正介入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今天，“创伤”一词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使对象陷入沉默的状态，但我们的疑问是，从何时开始，“声音”成为一种可被剥夺的事物？在《人生？如戏？》里，破败却被尝试修复的，是人自己的歌声。
通过绘画的方式，声音得以被投入最深刻的地方，从而更方便找到自己。
萨洛蒙指引我们寻找一条重新审视战争的路径，可以将清晰可辨的声音碎片，连贯成一段音响。
她希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纸上歌剧”证明她自己以及其他人围绕自由所进行的抗争。
譬如在准备从德国逃亡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法国时，这一系列画作开篇部分的标题，引导我们“场景1“与“场景2“的序曲应当被重复“聆听”。
当她的外祖母威胁要自杀时，萨洛蒙为她演奏了《欢乐颂》（OdetoJoy）的曲调，伴以人们翩翩起舞的背景。
尽管这对外祖母的自杀于事无补，但萨洛蒙配乐的用意，与达博罗恩的顿悟以及他的战争紧密相连——这也是她自己的战争。
他所期待的治疗方式，同样也是她所盼望实现的。
这种彼此的认同很容易被他们之间的引人侧目的爱情故事所掩盖，但同时也形象化地给了她介入他的经验与苦难的权力。
在一组被从最终版本中删除、充满幻觉的画作里，萨洛蒙描绘了自己彻夜通读达博罗恩手稿的情景，而背景则是那些士兵的亡灵充斥在她所在的空间之中。
其中一个更是从黑暗中伸出手，努力攀上她的椅背，从而形成一种超现实的联系，过去与当时的勾连。
菲尔斯蒂娜认为，这好像是“她置身在前线，拥有了早生三年的生命体验”（萨洛蒙生于1917年，沃夫森1914年在部队服役，经历了“一战”），或者她用来排解“二战”带来的痛苦的方式，就是努力介入另一场战争的时空。
于是萨洛蒙并不是仅仅向我们呈现了她自己的深刻记忆，而是同时拷问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卢森堡也将同意，纳粹的萌芽在“一战”时就已经生发。
我们尚且无法知晓，她在1918年宣布的“走向尽头”，是否就是指犹太人作为替罪羊的命运。
自杀的诅咒对于萨洛蒙的家族而言，显然是沉重而沉默的负担。
它同样深植于萨洛蒙的内心，但也驱使她无所畏惧地（这并不是个准确的词）介入了这一领域。
让我们回头看看沃夫森对萨洛蒙《死神与少女》的评价：“通过女孩极富感染力的表情，我觉得死亡并没有对她造成通常意义的威胁……这或许也是死神为何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温柔、亲切，几乎被打败了。
” “作者尝试要逃离她自己的命运。
”我们已经可以隐约感觉到这种气息，而在伦理和美学的层面上，这种努力，是值得人们以之为信仰的。
在每个阶段，萨洛蒙都在试图打破界限，无论是在自己与他者、公共与私人领域，还是两次大战之间。
她的表达也往往如入无人之境。
历史分析将会证实，她的思想中，早早地就将“二战”视作“一战”的结果，或是一次重复，而非当时纳粹分子极力鼓吹的“救赎”。
我们如何去确定这一切呢？一具超越本身的躯体或许就很具说服力。
当萨洛蒙的母亲——外祖母的小女儿自杀身亡后，“悲痛迅速传遍她（外祖母）的身体。
这超出了她个人的痛苦范畴，是整个世界的痛苦。
”通过绘画，她将自己的身体缩写成一个暗色的污点，而她母亲的姐姐，两姐妹中率先自杀的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在先前的画面里，四肢伸展地躺在地上，面孔看起来好似覆盖了整个地球。
在治愈这个世界以前，没有人能够治好沃夫森。
类似地，米尔纳称颜色表达上的障碍，就好似对无尽的痛苦产生的阻力。
她写道，“稍后人们就会清楚，投射到颜色之中的经验，作为一种危险的前兆，往往是与对恐惧的信仰相关联的。
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无尽的折磨，投入到痛苦之海。
”这恐惧是合法的，毕竟信仰之于世界，大抵上都是种模糊不清的赋予，而任何将其明晰化的尝试，都会使信仰者陷于疯狂。
再一次的深刻关联表明，对于世人而言，道德、美学和政治任务，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冷漠始终是最大的威胁，它将在人们的灵魂最深处，筑起坚不可摧的壁垒。
作为《浮士德博士》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托马斯·曼用了“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博士”（Dr.SerenusZeitblom）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对应的是平静的花，“sereneflower”），这个人物也是个时常被忽略的关键。
莱韦屈恩的导师往往将音乐看作是对每个人在世间行走的报偿。
战争机器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可以通过它对每一个人的践踏、对自我价值的粉碎，以及“发觉一种对他人的苦难与死亡常见的漠不关心已深植入人们内心”来衡量。
这使得人间的恐怖，令地狱中的魔鬼十分着迷。
他津津有味地注视这一切，在虚构的叙事里指出自己的出场，而嘲讽和无尽的痛苦则是他的盟友。
在蔡特布罗姆身上，“承认”是一种道德优势。
它使得战败的民族“得以在智识层面从头开始”。
简而言之，当他们与这种破坏愈加熟悉，他们就越想了解，这一切为何，以及是怎样发生的。
当然“他们”并不包括所有人。
托马斯·曼同样描述了那些将战后民主的前景称作“糟糕的笑话”的德国人（自由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它不得不时常否定自己）。
对他者的冷漠是法西斯主义带来的阴影。
它的前提与结果都是经验性的（你不会对你熟识的人挥刀相向），但也是政治性的。
毕竟，它也在证明，他者的自由，对于你自己而言始终是个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萨洛蒙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
在她对自己画作的评述中，她表示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对自己以外的事物和情感熟视无睹。
她也并未对自己的家人进行豁免。
在她母亲的结婚宴会上，“一切仿佛丝毫不受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事影响”（这再一次成为一战悲剧的起点）。
随后，在她逃往法国前，她参加了一场“德裔犹太人”（这个短语也被她用作章节标题）的晚宴。
她以此写道：“每个人都好像是一支鹅毛笔，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观察与记录，而无意与任何他者发生关系。
”类似于这种聚会的社交生活，通常以快活的名义，担当着衡量人们道德健康水准的任务。
而这之后，她又举例描述了自己外祖父的迟钝，“他对付每个人都会讲同样的说辞，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和他人交流的必要”。
在这种状态下，她的选择，大概只有同样成为一个天生的瞎子，或者拿起画笔，投身到这个世界黑暗的核心中去。
※ 这一章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至少是部分地带给了读者一个错误印象，它会妨碍我们真正了解夏洛特·萨洛蒙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似乎让她的形象显得过于光鲜了。
而在我看来，“完美”对于女性本身而言，具有致命的两面性：它既是一种被投射在女性身上的男性幻想，同时也是女性自身会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
使萨洛蒙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道德模范，其实是极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个错误。
这同样也是有关她的议题里十分紧迫的一个。
随着一封被她的继母宝拉发现的、原本被认为遗失的信件所披露的内容证实，萨洛蒙对于自己外祖父的死负有重大嫌疑——当这个老人死于混合了酒精、安眠药和巴比妥类药物的饮料时，萨洛蒙正坐在他的身边。
就在最近，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声称，萨洛蒙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的母亲和姨妈其实长期遭受她外祖父的性虐待（这加速了她们的自杀）。
尽管人们纷纷对事情的真相表示关心，但我却更关心这一“事实”的其他方面。
从根本上说，无论真相的关键词是“谋杀”还是“性虐”，抑或是二者兼有之（我们显然已经无从得知），萨洛蒙始终都无意让自己显得无辜。
倘若人们将她的全部努力，只看作她对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的反抗与报复，那么她的意义，也将在死后被误读（任何受害人都不会成为凶手，任何对苦难的承受都一定是伟大的行为）。
这是对她内心生活复杂性的侵犯和掠夺。
萨洛蒙——作为夏洛特，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憎恨者，她最终也因此幸存。
在生命的末期，她感激给她提供住处的美国人奥蒂莉·摩尔，因为后者给了她机会“在这样的时代更完整地了解人性，学会如何爱，如何恨，以及如何鄙视其他人”。
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爱与恨”，是一条红线，将人们从蓝色的世界上隔离开。
爱恨并不是一件事物下的两个选项，它们彼此联合，并鄙视着那些既不爱也不恨的人。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心灵性的诡计多端。
“地狱的嘲讽”，所谓鄙视，是情感的真正对立。
而为了真正充分的情感体验，爱与恨的经验其实都需要足够丰富。
在我们即将看到的、背负着“完美”诅咒的女人玛丽莲·梦露身上，我们不难发觉，爱与恨其实是一回事。
而同样地，在卢森堡看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人人相爱，但良知是前提：“为了为之斗争并捍卫，我需要学会如何去恨。
”对于萨洛蒙，唯一可以同时在故事内外描绘她的内心之路的途径，是去体会她所具备的内在愤怒。
“我恨他们所有人！”当她外祖父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恭喜自己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多么出色地化解了外祖母自杀这桩丑事——“多么不可思议……她在照片里看起来依旧很健康”，“我想把他们全踢下楼去！” 除了我们曾讨论过的内容，《人生？如戏？》还表现了一种在创造性艺术中体现的内在激情。
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只有在充分考察原稿的细节后才可能得以窥见。
我们曾提到过，萨洛蒙会使用纸的两面来作画。
菲尔斯蒂娜分析这大概是战时纸张紧缺的缘故。
而到后期，一些原本应当出现在下一页的文字，也会因为空间不足而跑到作品的前一页，而后面的画面也随之省略了。
看得出，萨洛蒙缺少的不仅是纸张，还有时间。
但我认为她的分析还不够彻底。
这种状况或许说明，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作品。
对此简单但令人遗憾的解释，是这些内容涉及到了有关纳粹罪行的展示以及羞耻。
在作品里，有一幅画面描绘了反犹小册子被放置在犹太教堂前的场景，而另一幅画面则描绘了萨洛蒙和其他一些妇女在盖世太保面前为他她失踪的丈夫和父亲申诉：“萨洛蒙的努力，在挤满了伤心的妇女的警察局门前落空了。
”似乎只有那些有关她和她的感受的纳粹相关内容才最终保留下来（我们找不到她有关纳粹的直接表现）。
她通常会在纸的正面描绘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背面则是些令人痛苦、带有抒情性的回想。
因此她的外祖母因为听到广播宣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暴行”而下跪的场景出现在某一页的正面，而背面则是宝拉琳卡当红时，街上张贴着她的巨幅海报的画面（这一组画面隐喻了世人所追捧的声音，由美妙的歌声变成了丑陋的广播报道）。
而另一组画面正面的场景中，达博罗恩引用了尼采关于音乐的论述，劝说宝拉琳卡放弃祖国来获得自由；背面则是萨洛蒙在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无数的人排起长队，使得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坐落在地板上的泥潭（她暗示自由不再是可能的）。
稍后的画面中，她站在外祖父的床脚，外祖母躺在一边，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不醒，或者是死去了。
她的外祖父向她解释，说外祖母已经尝试自杀五次了。
这本是发生在达博罗恩劝说宝拉琳卡之前的事情。
尽管读者接收的是一组打乱顺序的回忆，但从灵感到法西斯主义再到自杀，这中间的联系是十分残忍的。
在作品里，萨洛蒙反复强调的事情很简单：在苦难中，要么让生命远离死亡，要么相反。
最重要的，你将会在这些画面中，看到一些不断延伸的阴暗。
但我们无从知晓，当萨洛蒙面对作品“正面”的事件时，她会有怎样的感受。
胶带条遍布画面之中，尤其是在人物的眼睛和嘴巴上，人物几乎面目全非，虽然并非完全，但也有些认不出来了。
她为何要这样做呢？菲尔斯蒂娜对此大惑不解。
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形象暗示了人们在当时无法说话，也无法观看。
那么是什么摧毁了人们歌唱的声音与绘画的眼睛呢？如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在这些画面之下，作为一种不可分隔的对应，萨洛蒙猛烈抨击了那些千人一面的角色，而她自己对此则是问心无愧的。
作品里有关性竞争的内容，或是恋母情结的直接表现，显然是无法论证的。
贴有胶带的画面，多是关于达博罗恩和宝拉琳卡。
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让萨洛蒙无法忍受的。
宝拉自己则要大度许多，在菲尔斯蒂娜于她晚年做的一次访谈中，她称萨洛蒙与沃夫森的情事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
萨洛蒙作品的冲击力，根源在于可被还原的真实。
在我看来，伴随着争取自由和体验生命本身的固有进程，萨洛蒙找到了描述毁灭——作为一种杀死能量的方式——的完美方法，它同时也是艺术的先决条件。
惊人的相似也出现在米尔纳身上。
通过自己的狂喜与绝望，她画出了一幅画像，上面有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嘴巴被胶带封住（萨洛蒙也曾剃过光头）。
她解说道，“这颗脑袋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嘴巴被封住，他又聋又瞎又哑，恰恰表现了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状态。
” 我们之所以往往无法显得无辜，是我们缺乏为自己而战的勇气和决心。
在早期的画作中，米尔纳注意到，无害、清白的人物，通常会伴随一个肮脏的角色，“而我自己更容易对清白的那个产生认同。
”但萨洛蒙不是无罪的，她也许伤害了自己外祖父的自尊：“他们根本不能走出自我，于是也根本无法理解别人。
”但她还是坚持自己是出色的，“我是那种不懈寻找和发现自我获益可能的人。
”而完成自己作品时，她宣称，“这部作品必定是无价的。
” 我们究竟可以承受多少自我认知呢？在米尔纳看来，这种认知等同于寻找心魔，尽管困难，却是通往自由的赌桌上最大的筹码，“像是监狱围墙的倒塌”。
让我们回想卢森堡以纸笔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抗争，以及“她的心将融化束缚她的锁链和螺钉，她的钢铁意志将使监牢的墙壁不堪一击，从而让外部世界的丰富重新在她狭小的监禁空间中（汇聚）。
”（克拉拉·蔡特金）这也是为何我拒绝将《人生？如戏？》看成一部回忆录，因为它讨论的并不是记忆，而是生而为人，我们究竟要承受多少和怎样的苦难。
在外祖父告知她关于家族自杀的诅咒时，萨洛蒙悲伤地说，“我竟全然不知。
”那些助她度过苦难的经验，其实都是周围的人不曾设想她是否可以承受，便全然加之于她的。
※ 但萨洛蒙并未向这个她始终在讥讽抨击的世界要求道德上的特权。
倘若她确实这样做了，她也不大可能再画出这样的作品。
在《浮士德博士》的尾声，叙述者困惑于自己是否可以从整个时代的罪恶中抽离自我，是怎样的溃败使他在有生之年游走在恐慌与渴望之间：“不，我不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希望这样”（这独特的想法被他写在一封“突破封锁”的信里）。
他是对的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要对他是否试图从他的民族所制造的罪恶中脱身画上问号。
“这两个主人公（莱韦屈恩和蔡特布罗姆）身上有太多的秘密需要隐藏，也就是说，秘密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托马斯·曼在作品的创作手记中这样写道。
他自己就是个背井离乡者，他逃离了，但他的小说却告诉我们，逃离并没有意义。
随后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作是一份“激进的忏悔”：“从一开始，这本书谈论的，就是早已破碎之物。
” 从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托马斯·曼就移居到美国。
战争结束时，他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
他给自己的演说命名为“德意志与德意志人”。
这次演讲被认为是德国人有关战争发表的最经典的演说之一： 作为审判的一部分，去迎合世人，咒骂、谴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以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自居，从而与罪恶撇清关系，对于我这样一个德国人而言也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在我看来，每个德国人，都与德意志的命运和罪恶有所牵连…… 世上并非有两个德意志：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事实是，唯一的德意志，因为邪恶的煽动而犯下滔天罪行。
这个邪恶的德意志，仅仅是原本出色的那个误入了歧途，以致陷入灾祸、罪责和毁灭之中。
但正因这样，一个生在那里的人，并没有办法轻易放弃这个邪恶且负罪的祖国，也不可能宣称：“我善良且高贵，是个清白的德国人，而那个邪恶的德国与我无关，可以随你们处置。
”我所讲述和试图让各位接纳的德意志，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德意志，我讲的一切，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在看到这篇解说辞的德文版后，原本因政见不和而与他断交的弟弟亨利希·曼（HeinrichMann）写信给他，称这是“为所有作家生活作出的辩护”。
贯穿本章始终的话题，是自由作为理念，及其同时拥有的最高的内在与外在价值。
托马斯·曼在他的演讲里还质询了：“为什么德国人的自由之路，最终却会通往内在的奴役？”实际上，只有当一个人“内心自由，并主动为它负责”时，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定是种内在状态）。
战争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托马斯·曼的答案是令人惊讶的。
他认为这场战争其实证明了歌德曾希望德国人成为流民的心愿：“像犹太人那样，德国人将背井离乡，散布在整个世界！”只有如此，“他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全面发展，“惠及整个民族”。
因此，既无处可寻，又无所不在的犹太属性，才成为复兴一个新世界的感人号角。
（进一步我们可能要问，德国是否可以出走，从而寻找到与犹太人同样的身份认同？）托马斯·曼总结，战败之后，我们或许应当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是时候让19世纪的民族个人主义全部消亡了。
” 在我看来，夏洛特·萨洛蒙正是这一尝试上的先行者。
她并未只宣告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她努力调和的音符、野性混乱的色彩，以及使世界变得抽象无形的线条，实践了自己所呼吁的经验。
以绘画对抗恐怖，她实现了伦理、美学和精神层面的全部释放。
这世界想要改变，一些内容就必然要让渡、弱化、完全消失。
“她并未像她的先辈那样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为了对生活持久而热烈的爱，主动拥抱了死亡”。
在战争之中，她完成了这部作品，从而超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深深融入了周围的黑暗，同时也提供给我们有关创造一个全新世界所需要的内容的一线启迪。
而我们仍可以从她的观点里挖掘更多启示。
【注释】 [1]基督教教义中将自杀视作犯罪，故而这里称自杀是“罪恶的”。
——译者注 [2]纳粹扩张理论中的术语，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从而以“进步”为名，美化其侵略企图。
——译者注 [3]《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取材自希腊神话。
俄耳甫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司管文艺的女神卡利俄帕的儿子，他的琴声和歌声能迷惑百兽。
自从妻子欧律狄刻被毒蛇夺取生命后，俄耳甫斯痛不欲生，在爱神的帮助下俄耳甫斯义无反顾前往冥府解救妻子，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在返回的路上，他不能回头看欧律狄刻；第二，此戒令不可外泄。
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俄耳甫斯抵御不住对妻子的思念，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导致妻子第二次死去。
——译者注 [4]韦伯创作的三幕歌剧。
又译《自由射手》。
1821年在柏林首演，剧本由F.金德根据德国民间故事编写。
剧情是护林人马克斯与林务官之女阿加特相爱，但他必须在射击比赛中获胜才能升任林务官并和阿加特成婚。
已将自己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护林员卡斯帕尔为了换取自己免受惩罚，企图使马克斯成为他的替身。
马克斯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不幸败北，他受卡斯帕尔的引诱，不惜去狼谷向魔鬼索取魔弹。
魔鬼为他铸弹7发，第7发所中的牺牲品归魔鬼所有。
第二天，马克斯在赛场六发六中，公爵指着飞过的一只白鸽要他射击，阿加特乞求他不要开枪，说白鸽是她的化身，但子弹已射出，阿加特应声倒下，然而，子弹却掉转了方向，射向卡斯帕尔。
最终，马克斯和阿加特结为伴侣。
——译者注 [5]康塔塔（意译为清唱套曲）(Cantata）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乐章，大都有管弦乐伴奏，与中国的大合唱体裁特点十分相近，因而一度被误译为大合唱。
——译者注 [6]出自《圣经·但以理书5:25-28》，“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
’意思就是‘数算，数算，称称。
分裂’。
”而就在那天夜里，波斯人攻陷了巴比伦城，杀死了伯沙撒，摧毁了他的王国。
——译者注 [7]直译为“人性的-犹太人”——译者注 [8]根据大卫·冯金诺斯的传记《夏洛特》，此时考官们已经为萨洛蒙卓越的才华折服，因此并不相信这个女孩会是血统低劣的犹太人。
——译者注 [9]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年），奥地利裔英国精神分析学家。
她是研究其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教义的权威，还对儿童心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译者注 [10]即“Other'sface”。
列维纳斯的观念基于“他者的规范”或按他自己的话讲“规范为哲学第一本位”，认为他者是不可知的，并且无法凝练出基于自我的客观规律，因为这只会囿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
于是哲学应当是“爱的智慧”，而非传统希腊语中的“智慧之爱”。
这样，规范成为独立于主观的实体，成为凌驾于主体的民族责任；继而这种责任超越了客体对真实之探索的意义本身。
而米尔纳和萨洛蒙的遭遇，显然是这种规范的反面。
——译者注 [11]乔治·桑塔耶那（1863-1952）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
——译者注 [12]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与艺术史教授。
——译者注 [13]原文为德文。
——译者注 [14]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家之一。
——译者注 [15]丹尼尔·巴伦博伊姆（1942——），以色列钢琴家及指挥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