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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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
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
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
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
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
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我回到英国，继续学业。
回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晚我都梦游着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然后醒来。
头痛连日不绝。
牙医说我磨牙。
我的皮肤严重破损，有两次完全陌生的人在街上拦住我，问我是不是过敏了。
没有，我说，我一直就这样。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就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不等我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将自己塞进墙角，环抱膝盖，试图阻止心脏从身体里跳出来。
朋友冲过来帮我，我便高声尖叫。
一小时后我才让她碰我，才让自己离开墙边。
第二天早上，我意识到，这就是恐慌症发作。
之后不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我并不以那封信为荣。
信中充满了愤怒，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对父母大喊“我恨你们”。
信中充斥着诸如“暴徒”和“暴君”之类的字眼，连篇累牍，全是一系列的挫败感和谩骂。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父母，我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在谩骂和怒火之间，我说我需要一年时间为自己疗伤；之后也许我会回到他们疯狂的世界，试着去理解它。
母亲恳求我换别的方法。
父亲什么也没说。
家庭 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
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
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
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
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
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
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
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
“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可以回家。
”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
是泰勒。
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
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
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
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
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
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
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
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
“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
问问塔拉就行。
”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8]静止的画面。
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
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
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
就是这样。
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
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
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
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
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
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
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
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
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
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
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我回到英国，继续学业。
回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晚我都梦游着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然后醒来。
头痛连日不绝。
牙医说我磨牙。
我的皮肤严重破损，有两次完全陌生的人在街上拦住我，问我是不是过敏了。
没有，我说，我一直就这样。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就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不等我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将自己塞进墙角，环抱膝盖，试图阻止心脏从身体里跳出来。
朋友冲过来帮我，我便高声尖叫。
一小时后我才让她碰我，才让自己离开墙边。
第二天早上，我意识到，这就是恐慌症发作。
之后不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我并不以那封信为荣。
信中充满了愤怒，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对父母大喊“我恨你们”。
信中充斥着诸如“暴徒”和“暴君”之类的字眼，连篇累牍，全是一系列的挫败感和谩骂。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父母，我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在谩骂和怒火之间，我说我需要一年时间为自己疗伤；之后也许我会回到他们疯狂的世界，试着去理解它。
母亲恳求我换别的方法。
父亲什么也没说。
家庭 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
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
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
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
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
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
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
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
“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可以回家。
”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
是泰勒。
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
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
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
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
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
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
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
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
“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
问问塔拉就行。
”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8]静止的画面。
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
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
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
就是这样。
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
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
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
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
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
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