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情报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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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路的事故在吕鹏看来无异于煮熟的鸭子飞了，而且这件事是先由国防部二厅发现的，就更让他陷入一个尴尬的处境。
保密局同国防部二厅的关系一向微妙。
两年前进行军机改组的时候，二厅有一部分其实算是保密局分出去的，但是又的的确确使得保密局的权力收缩了不止一点，尤其在国内外的军事情报领域。
人事方面，自从郑介民卸任二厅厅长和保密局局长，不是军统出身的侯厅长由副转正，毛局长则企图复制昔日戴老板领导下的荣耀，同样作为情报机构的两者便出现了军统与非军统、草莽出身和军校背景的角力。
还是那句话，升迁、下野，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事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吕鹏本来就有点两头都占，但又两头不讨好。
在保密局，他不是戴老板的学生，本来行动处处长轮不到他来做，但是毛人凤忌惮前任处长跟他夺权，就把对方调到地方当情报站长了。
吕鹏上来以后，一面怕别人觉得他不能服众，一面又怕风头太盛再遭打压，因此是又要证明自己，又是束手束脚的。
在二厅，办公室主任李鹤林倒是他以前在中央军校的老师，但在当年就对他进军统颇有微词，认为那是个江湖气太重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机关，常常缺乏程序正义。
吕鹏觉得他有点假清高，不过是在战前去日本学习过两年，便张口闭口一些装模作样的舶来词。
他们是军人，不是学者。
如今，李鹤林是国防部第二厅主任，吕鹏是保密局二处处长。
李鹤林并不掩饰对保密局所谓“反谍”工作的不以为然，不过是一个屋子里猫捉耗子的把戏，真正能关系到前方战事走向的，还得是军事情报。
然而事实上，却又耐不过最上面那位对保密局的器重，在全国情报站代表会上（日子还是戴笠的生辰），他又重申了一遍：“二厅与保密局务必精诚合作，不分你我。
” 紧接着，保密局就破获了包括一个处级军官在内的重大共谍案，吕鹏原本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在向上汇报时才意识到这在于国防部另有意味。
不仅仅是打了分别负责人事和情报的一厅二厅的脸，对于被查出匪谍的部门，有些知情的上级官员，更在意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下属或门生（国民党内一向喜欢讲师生关系，或许是蒋总统做黄埔校长起就开始的传统）被扣上共产党的帽子，更有甚者，觉得保密局是为了立功陷害同僚、没事找事。
李鹤林在知道乔鸣羽因为“突发心脏病”死在审讯室后，就直接问吕鹏：“乔在抗战中是拿过忠勇勋章的，你如何肯定自己不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将屠刀挥向党国的英雄？” 当着面，吕鹏还是尊称也就比自己大七八岁的李鹤林为“老师”，解释他们已经从乔鸣羽的办公室找到了早该销毁的军事会议记录，这证明了他确实利用职权，将国军的战略机密汇报给中共，而从几次他直接参与的会战结果看，更 是提出过有利于匪军的作战计划。
但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锁定了乔鸣羽，吕鹏却没有透露。
“利用情报而不暴露情报来源，老师，您当初上课时也强调过。
” 李鹤林一时无话可说。
但是吕鹏刻意维持常态的共产党地下电台却在此刻出了乱子，刚建立起的情报来源就这么没了，这几天他们都搜集到了什么？天气？土改？宣传口号？尽是些没用的。
为了不落人口舌，他迫切地需要再做些什么来亡羊补牢。
再次逼供未果之后，他叫来了负责跟踪兰幼因的两个特务，询问他们在太平路出事的那天傍晚，兰幼因在哪里。
得到的答案令他失望。
那天，因为突如其来的上层人事决定，一厅一直忙到很晚，直到晚上八点之前，兰幼因都留在国防部里，没有出来过。
事实上，
保密局同国防部二厅的关系一向微妙。
两年前进行军机改组的时候，二厅有一部分其实算是保密局分出去的，但是又的的确确使得保密局的权力收缩了不止一点，尤其在国内外的军事情报领域。
人事方面，自从郑介民卸任二厅厅长和保密局局长，不是军统出身的侯厅长由副转正，毛局长则企图复制昔日戴老板领导下的荣耀，同样作为情报机构的两者便出现了军统与非军统、草莽出身和军校背景的角力。
还是那句话，升迁、下野，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事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吕鹏本来就有点两头都占，但又两头不讨好。
在保密局，他不是戴老板的学生，本来行动处处长轮不到他来做，但是毛人凤忌惮前任处长跟他夺权，就把对方调到地方当情报站长了。
吕鹏上来以后，一面怕别人觉得他不能服众，一面又怕风头太盛再遭打压，因此是又要证明自己，又是束手束脚的。
在二厅，办公室主任李鹤林倒是他以前在中央军校的老师，但在当年就对他进军统颇有微词，认为那是个江湖气太重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机关，常常缺乏程序正义。
吕鹏觉得他有点假清高，不过是在战前去日本学习过两年，便张口闭口一些装模作样的舶来词。
他们是军人，不是学者。
如今，李鹤林是国防部第二厅主任，吕鹏是保密局二处处长。
李鹤林并不掩饰对保密局所谓“反谍”工作的不以为然，不过是一个屋子里猫捉耗子的把戏，真正能关系到前方战事走向的，还得是军事情报。
然而事实上，却又耐不过最上面那位对保密局的器重，在全国情报站代表会上（日子还是戴笠的生辰），他又重申了一遍：“二厅与保密局务必精诚合作，不分你我。
” 紧接着，保密局就破获了包括一个处级军官在内的重大共谍案，吕鹏原本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在向上汇报时才意识到这在于国防部另有意味。
不仅仅是打了分别负责人事和情报的一厅二厅的脸，对于被查出匪谍的部门，有些知情的上级官员，更在意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下属或门生（国民党内一向喜欢讲师生关系，或许是蒋总统做黄埔校长起就开始的传统）被扣上共产党的帽子，更有甚者，觉得保密局是为了立功陷害同僚、没事找事。
李鹤林在知道乔鸣羽因为“突发心脏病”死在审讯室后，就直接问吕鹏：“乔在抗战中是拿过忠勇勋章的，你如何肯定自己不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将屠刀挥向党国的英雄？” 当着面，吕鹏还是尊称也就比自己大七八岁的李鹤林为“老师”，解释他们已经从乔鸣羽的办公室找到了早该销毁的军事会议记录，这证明了他确实利用职权，将国军的战略机密汇报给中共，而从几次他直接参与的会战结果看，更 是提出过有利于匪军的作战计划。
但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锁定了乔鸣羽，吕鹏却没有透露。
“利用情报而不暴露情报来源，老师，您当初上课时也强调过。
” 李鹤林一时无话可说。
但是吕鹏刻意维持常态的共产党地下电台却在此刻出了乱子，刚建立起的情报来源就这么没了，这几天他们都搜集到了什么？天气？土改？宣传口号？尽是些没用的。
为了不落人口舌，他迫切地需要再做些什么来亡羊补牢。
再次逼供未果之后，他叫来了负责跟踪兰幼因的两个特务，询问他们在太平路出事的那天傍晚，兰幼因在哪里。
得到的答案令他失望。
那天，因为突如其来的上层人事决定，一厅一直忙到很晚，直到晚上八点之前，兰幼因都留在国防部里，没有出来过。
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