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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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这能用“救亡”解释吗？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老师”似乎还说得通（其实也未必，晚清以来国人在被侵略后一面谋反抗一面“师夷长技”，乃至“师夷长制”改革自身以图自强一直是常事，甲午战败后很快掀起了留学日本大潮就是一例。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不公，只是表现在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中国对抗日本，当时西方自身并无新的对华欺凌之举，何以就会使国人气得不愿再学西方？）。
而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如前述的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基本都是来自日、俄（苏），何以学习俄国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要不是民主，而是个人自由 “救亡”如此，“压倒启蒙”也很值得质疑，即便就自由主义的启蒙而言也是如此。
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无疑有巨大影响，毛泽东对此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
有意思的是，数据库的分析表明，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不仅十月革命的影响远没有“欧战”大（《新青年》提及前者的全部次数只有后者的64%），而且与巴黎和会类似，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这一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很少，1919～1920年间更是明显下降，只是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重新被注意，尤其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后对十月革命的提及才出现爆炸式增长。
金观涛等对此评述说：《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
联想到前述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影响就更有意思。
按后来流行的说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主持公道使国人心寒，而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的高调“平等”姿态赢得国人好感。
但问题在于，这两个因素都是在这两件事刚发生时最明显。
后来就越来越走向反面：华盛顿会议后巴黎和会的恶果基本消除，而苏俄的对华“平等”不久就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欺华比沙俄时还变本加厉。
但是，偏偏在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这两件事对国人的影响很小。
事情走向反面以后，这两件事才被越炒越热，这时对两件事作出上述“民族主义”的解释应该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牵强。
那么，这两件事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贬义说法是“北洋军阀”政府）。
而国人在列宁上台四五年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也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换言之，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救亡”。
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但是这个时期“启蒙”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动力又何在？所谓“压倒启蒙”如果说是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启蒙，难道巴黎和会前后国人真的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而不再追求“自由”的转变？ 这自然涉及到什么叫“争取自由”。
典型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不同于“多数决定”的民主，也不同于“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这类“集体自由”概念，而是与个人主义、个体权利、个性解放相联系的个人自由概念。
革命尘埃落定后，中国建立的苏联式体制确实一度压抑这些东西。
但是要说新文化运动，包括巴黎和会以后“向左转”的新文化运动不包括这些东西，显然也不是事实。
尽管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之说脍炙人口，使得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成为习语，但是如果以为五四运动，包括其中的左翼就回避个人自由，或者把个人自由看得很次要，甚或像甘阳那样断言五四运动只讲民主不讲自由，那就大错了。
事实上根据大规模近代语料数据库进行的词频分析，“自由”“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不久才引入中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行其道的。
而“民主共和”传入中国则要早得多。
从鸦片战争后不久徐继畬就称道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瀛环志略》）；薛福成说西方“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张树声极言西人“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张靖达公奏议》卷八）；郭嵩焘赞
这能用“救亡”解释吗？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老师”似乎还说得通（其实也未必，晚清以来国人在被侵略后一面谋反抗一面“师夷长技”，乃至“师夷长制”改革自身以图自强一直是常事，甲午战败后很快掀起了留学日本大潮就是一例。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不公，只是表现在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中国对抗日本，当时西方自身并无新的对华欺凌之举，何以就会使国人气得不愿再学西方？）。
而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如前述的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基本都是来自日、俄（苏），何以学习俄国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要不是民主，而是个人自由 “救亡”如此，“压倒启蒙”也很值得质疑，即便就自由主义的启蒙而言也是如此。
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无疑有巨大影响，毛泽东对此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
有意思的是，数据库的分析表明，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不仅十月革命的影响远没有“欧战”大（《新青年》提及前者的全部次数只有后者的64%），而且与巴黎和会类似，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这一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很少，1919～1920年间更是明显下降，只是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重新被注意，尤其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后对十月革命的提及才出现爆炸式增长。
金观涛等对此评述说：《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
联想到前述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影响就更有意思。
按后来流行的说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主持公道使国人心寒，而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的高调“平等”姿态赢得国人好感。
但问题在于，这两个因素都是在这两件事刚发生时最明显。
后来就越来越走向反面：华盛顿会议后巴黎和会的恶果基本消除，而苏俄的对华“平等”不久就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欺华比沙俄时还变本加厉。
但是，偏偏在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这两件事对国人的影响很小。
事情走向反面以后，这两件事才被越炒越热，这时对两件事作出上述“民族主义”的解释应该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牵强。
那么，这两件事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使其让步的，是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贬义说法是“北洋军阀”政府）。
而国人在列宁上台四五年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也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
换言之，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救亡”。
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使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但是这个时期“启蒙”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动力又何在？所谓“压倒启蒙”如果说是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启蒙，难道巴黎和会前后国人真的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而不再追求“自由”的转变？ 这自然涉及到什么叫“争取自由”。
典型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不同于“多数决定”的民主，也不同于“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这类“集体自由”概念，而是与个人主义、个体权利、个性解放相联系的个人自由概念。
革命尘埃落定后，中国建立的苏联式体制确实一度压抑这些东西。
但是要说新文化运动，包括巴黎和会以后“向左转”的新文化运动不包括这些东西，显然也不是事实。
尽管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之说脍炙人口，使得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成为习语，但是如果以为五四运动，包括其中的左翼就回避个人自由，或者把个人自由看得很次要，甚或像甘阳那样断言五四运动只讲民主不讲自由，那就大错了。
事实上根据大规模近代语料数据库进行的词频分析，“自由”“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不久才引入中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行其道的。
而“民主共和”传入中国则要早得多。
从鸦片战争后不久徐继畬就称道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瀛环志略》）；薛福成说西方“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张树声极言西人“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张靖达公奏议》卷八）；郭嵩焘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