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海陆空并进
关灯
小
中
大
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
”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
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
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
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
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
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
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
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
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
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
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
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
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
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
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
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
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
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
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
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
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
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
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
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
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
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
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
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
一是当医生,看病。
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
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
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
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
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
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
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
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
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
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
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
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
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
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
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
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
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
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
都是老区。
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
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
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
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
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
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
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
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
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
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
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
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
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
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
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
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
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
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
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
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
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
可他们还得看着。
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
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
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
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
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
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
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
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
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
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
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
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
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
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
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
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
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
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
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
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
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
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
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
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
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
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
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
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
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
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
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
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
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
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
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
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
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
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
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
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
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
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
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
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
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
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
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
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
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
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
大家乐得欢呼起来。
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
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
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
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
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
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
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
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
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
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
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
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
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
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
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
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
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
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
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
伍修权受点轻伤。
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
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教授” 彭真一行到沈阳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罗荣桓是10月24日从临沂动身的。
先是乘汽车,后是躺在担架上,由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到龙口。
做为山东党和军队的统帅①①,两个多月来,他的精力和体力每逃诩在超负荷运转。
接到朱德的七号命令后,他立即召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将各军区主力和基干部队编成野战兵团,发动反攻。
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将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此期间,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6万主力部队,4万干部,选择便捷途径,迅速挺进东北。
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
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姑,征调船只,后勤供应,部队轻装,思想动员……千头万绪,缺一不可。
他本来是个病人。
记不得腰痛始于何时。
或许是在长征途中,或许是从晋西来山东路上。
投笔从戎,生死置之度外,还顾得上脑热腰痛?只记得1942年攻打日照县甲子山时,肾病加剧,以致尿血。
陈毅邀他去苏北治疗,那里有个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
罹生特慧眼,说肾里有个肿瘤,却拿不出来。
一位杰出的医生缺乏医疗设备,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打仗没有兵。
陈毅建议去上海治疗,毛泽东不同意。
将军身上有伤疤,弄不好就是给日本人送去了。
将军对妻子说:再坚持5年,打败日本再去见马克思。
5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又闯上了关东束,登船前,机关人员一律换便衣。
9月15日,中央在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开入东北之部队”,“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
换便衣是其中措施之一。
戴墨镜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最后职务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身材细长的保卫部长苏静(离休前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长),胖乎乎的供给处长何敬之(去世前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长),都扮成商人模样。
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得对方挺可笑,挺别扭,又想到自己可能比人家还可笑,还别扭。
闯关东大军唯一一位外国人罗生特,怎麽也没找到一套合身西装。
没办法,也像李作鹏等人一样,穿长衫,戴礼帽。
可那蓝眼睛、大鼻子怎麽换呢?他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一阵,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摇摇头。
当年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
穿件深色长衫,戴顶礼帽,配上那副实实在在的深度近视镜,更主要的是他原本就具有的学者风度。
曾当过红军工兵营长的林月琴,穿上阴丹士林布旗袍,冷眼看去,倒也像个教授夫人。
汽艇在海上颠簸两天,到达辽东半岛东南角的狴子窝。
在海上曾被苏军巡逻舰发现了,说明身份后就放行了。
“林总”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像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屏蔽广告=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看着好像也挺容易),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连昌、周保中。
萧劲光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目的地是山东,去山东军区任司令员。
中央决定让罗荣桓回延安治病。
结果,两个月后接替罗荣桓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延安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大行山(写完这一节,梦见休彪乘坐的好像是那架256号三叉戟。
写辽沈战役打锦川一章,又梦见林彪好像站在天安门上指挥战斗,手里擎着本小红书。
——够荒诞的)。
然后骑马,步行,大部分时间是步行。
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央“万万火急”①②电报,命令林彪、箫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奔赴东北。
笔者没见到这封电报。
估计,这个时间应是9月19日,或是9月19日前后,查到这样两封电报。
军委并请转罗黎: 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
因此我及莆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关于津浦战役①③的组织与指挥,应由新四军北进主力兵团负责,最好由陈军长、宋时轮等亲自指挥。
林彪 三十三日 军委并请转罗黎萧: 一)中央皓电及贺电,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
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的走,尤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二)津浦路之破坏工作,望切实加以布置,最好即执行,除破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铁轨易补,路基难修,为此须以此种方法,奖励群众的破坏工作,展开群众的破路工作,部队尤应起领导作用,三〕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
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去。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
”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
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
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
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
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
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
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
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
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
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
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
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
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
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
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
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
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
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
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
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
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
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
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
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
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
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
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
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
一是当医生,看病。
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
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
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
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
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
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
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
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
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
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
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
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
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
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
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
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
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
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
都是老区。
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
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
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
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
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
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
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
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
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
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
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
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
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
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
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
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
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
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
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
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
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
可他们还得看着。
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
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
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
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
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
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
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
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
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
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
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
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
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
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
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
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
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
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
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
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
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
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
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
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
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
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
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
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
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
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
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
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
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
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
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
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
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
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
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
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
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
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
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
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
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铺。
大家更美得合不拢嘴了。
这列车没刹车风闸。
车没闸就像老虎没笼子。
又选出几十名壮汉,每节车箱连接处放两人,负责操纵手闸轮。
车内已人满为患,又挤上一些“关东老客”。
车梯上,挂钩处,行李架和车厢顶上,里里外外都站着人。
火车憋足劲驶出不远,就听“吐当吐当”响,窗外山坡上的树却不往后跑。
探头看,火车正在爬坡,动力不足,又是超载,车轮光在原地空转。
列车司令下令推,一阵号子推上去,大家七嘴八舌乐开了:谁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话音未落,就觉得列车越跑越快,窗外树木一闪而过,像飞起来似的。
大家乐得欢呼起来。
突然间,车身剧烈抖动起来,稀哩哗啦,爹呀妈呀,行李架上的人都被甩下来,人撞人,人压人,乱成一团。
最初的一瞬,王振奎好像看到有人在窗外飞一样闪过,接着就被人压在身下。
他竭力想挣扎起来,那压力愈发沉重。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象有一个世纪,又好象只是一瞬间。
最后一瞬的情形记不得了,10多年后在沈阳第一次乘电梯时想起来,就跟电梯启动瞬间的感觉差不多。
醒来后,好像听到有人呻吟,惨叫。
睁开眼,这是在甚麽地方呀?行李、包裹和人滚压在一起,人横躺竖卧着,软绵绵瘫着的,傻乎乎瞪眼的,懵头懵脑往哪爬的,空气中一股焦糊和血腥味儿。
那时没有地震的概念,广岛、长崎爆炸两颗原子弹倒是印象深刻。
莫非是美国往这也甩了一颗? 爬出车窗,看见列车断成几截。
有的车轱轳朝上,有的拧成了麻花,有的扎下路基。
钢轨朝天撅起,七零八落挂着枕木,像梯子似的。
遍地是人,鲜血涂溅车身、路基、路边电线杆和树木。
这一切都被蒸气笼罩着,像下着大雾。
原来,下岭时车速越来越快,操纵手闸轮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也刹不住。
学员7队指导员马绪清带着通信员,冒死攀爬过几节车厢,一看驾驶室里空空的,司机和司炉早早旱跳车逃命了。
两人手忙脚乱熄灭炉火人,巨大的惯性依然拖着列车狂奔。
快到叶柏寿车站时,撞上前面一节煤车。
伤亡几十人。
又调来一列火车。
国民党军队快到锦州了,得和敌人抢时间。
而且这带蒙族骑匪经常出没,大家都是徒手,不是久留之地。
说甚麽也不坐火车了。
从通化连夜赶来的炮校校长朱瑞,给大家打“保票”:这回前后各有一个车头,它若再“跑毛”,后边车头就拉住它。
大家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若是再出事,我也没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代呀! 重新登车后,提心吊胆地谁也不作声。
王振奎老人说:当时我就想: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洋玩艺儿”了! 最早获得军衔的人 9月17日,一架涂有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飞机,从延安起飞,向东北飞去。
坐在飞机上的中国人,是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委员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
9月14日,曾克林向中央汇报挺进东北情况后,政治局立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搭乘苏军特使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到东北要同苏军打交道。
为着工作方便,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名义,授于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
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他们是我军最早获军衔的人。
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其中并无彭真、陈云、叶季壮的名字。
文前“出版说明”,也未提及此事。
仅凭一纸任命书,而不佩戴任何能够表示军阶的标志,也为土八路其“土”之一。
不知是否也为古今中外军队之一绝。
天气不好,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临时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着陆。
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尾巴翘起,来了个“稻田芭蕾”。
彭真受了脑震荡。
伍修权受点轻伤。
叶季壮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压住,腿部受重伤。
陈云最幸运,舱门被东西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只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列专列把他们送到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也算陆海空立体闯关东。
“教授” 彭真一行到沈阳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罗荣桓是10月24日从临沂动身的。
先是乘汽车,后是躺在担架上,由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抬到龙口。
做为山东党和军队的统帅①①,两个多月来,他的精力和体力每逃诩在超负荷运转。
接到朱德的七号命令后,他立即召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将各军区主力和基干部队编成野战兵团,发动反攻。
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将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此期间,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6万主力部队,4万干部,选择便捷途径,迅速挺进东北。
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
选定路线,设置兵站姑,征调船只,后勤供应,部队轻装,思想动员……千头万绪,缺一不可。
他本来是个病人。
记不得腰痛始于何时。
或许是在长征途中,或许是从晋西来山东路上。
投笔从戎,生死置之度外,还顾得上脑热腰痛?只记得1942年攻打日照县甲子山时,肾病加剧,以致尿血。
陈毅邀他去苏北治疗,那里有个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
罹生特慧眼,说肾里有个肿瘤,却拿不出来。
一位杰出的医生缺乏医疗设备,就像一位优秀的将军打仗没有兵。
陈毅建议去上海治疗,毛泽东不同意。
将军身上有伤疤,弄不好就是给日本人送去了。
将军对妻子说:再坚持5年,打败日本再去见马克思。
5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又闯上了关东束,登船前,机关人员一律换便衣。
9月15日,中央在关于派一百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开入东北之部队”,“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
换便衣是其中措施之一。
戴墨镜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最后职务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身材细长的保卫部长苏静(离休前为总参谋部军务部长),胖乎乎的供给处长何敬之(去世前为武汉军区后勤部长),都扮成商人模样。
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得对方挺可笑,挺别扭,又想到自己可能比人家还可笑,还别扭。
闯关东大军唯一一位外国人罗生特,怎麽也没找到一套合身西装。
没办法,也像李作鹏等人一样,穿长衫,戴礼帽。
可那蓝眼睛、大鼻子怎麽换呢?他对着镜子哈哈大笑一阵,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摇摇头。
当年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
穿件深色长衫,戴顶礼帽,配上那副实实在在的深度近视镜,更主要的是他原本就具有的学者风度。
曾当过红军工兵营长的林月琴,穿上阴丹士林布旗袍,冷眼看去,倒也像个教授夫人。
汽艇在海上颠簸两天,到达辽东半岛东南角的狴子窝。
在海上曾被苏军巡逻舰发现了,说明身份后就放行了。
“林总”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像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屏蔽广告=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看着好像也挺容易),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连昌、周保中。
萧劲光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林彪是8月24日离开延安的,目的地是山东,去山东军区任司令员。
中央决定让罗荣桓回延安治病。
结果,两个月后接替罗荣桓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延安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大行山(写完这一节,梦见休彪乘坐的好像是那架256号三叉戟。
写辽沈战役打锦川一章,又梦见林彪好像站在天安门上指挥战斗,手里擎着本小红书。
——够荒诞的)。
然后骑马,步行,大部分时间是步行。
到河南濮阳,接到中央“万万火急”①②电报,命令林彪、箫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奔赴东北。
笔者没见到这封电报。
估计,这个时间应是9月19日,或是9月19日前后,查到这样两封电报。
军委并请转罗黎: 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
因此我及莆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关于津浦战役①③的组织与指挥,应由新四军北进主力兵团负责,最好由陈军长、宋时轮等亲自指挥。
林彪 三十三日 军委并请转罗黎萧: 一)中央皓电及贺电,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
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的走,尤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二)津浦路之破坏工作,望切实加以布置,最好即执行,除破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铁轨易补,路基难修,为此须以此种方法,奖励群众的破坏工作,展开群众的破路工作,部队尤应起领导作用,三〕我与萧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
我们带有原北方局电台,请富春多带译电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