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兵不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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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
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
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
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
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
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
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
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
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
也没人帮忙了。
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
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
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
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
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
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
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
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
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
“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
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
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
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
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
我参加“埋死”了。
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
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
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
大部分是埋的。
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
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
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
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
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
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
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
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
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
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
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
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
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
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
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
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
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
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
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
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
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
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
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
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
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
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
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
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
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
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
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
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
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
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
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
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
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
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
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
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
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
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
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
豁出去了。
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
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
哥四个各奔它乡。
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
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
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
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
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
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
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
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
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
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
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
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
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
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
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
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
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
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
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
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
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
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
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
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
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
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
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
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
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
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
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
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
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
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
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
是托了我老伴的福。
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
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
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
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
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
“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
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
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
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
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
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
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
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
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
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
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
也没人帮忙了。
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
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
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
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
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
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
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
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
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
“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
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
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
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
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
我参加“埋死”了。
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
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
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
大部分是埋的。
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
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
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
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
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
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
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
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
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
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
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
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
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
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
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
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
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
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
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
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
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
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
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
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
”(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
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
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
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
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
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
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
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
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
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
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
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
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
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
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
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
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
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
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
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
豁出去了。
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
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
哥四个各奔它乡。
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
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
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
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
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
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
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
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
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
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
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
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
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
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
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
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
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
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
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
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
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
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
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
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
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
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
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
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
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
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
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
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
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张淑琴： 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
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 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
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
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
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
是托了我老伴的福。
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
宋占林： 我运气也挺好。
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枪进来侦察。
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
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
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
“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
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
于连润： 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
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