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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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布怎么也该打个电话给我啊。
我坐卧不宁，几次出现幻听，听到电话铃响起。
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了。
我关上了两只皮箱，全身压上去，才把锁扣住。
房子里都搬空了。
凯瑟琳还是能干的，把家具寄卖行的人请来，估了价，半天就把这个家搬成了空壳。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
一听是彼得，我大失所望，一直牵挂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呀。
彼得有一生够我去牵挂呀。
晚上有事吗？他问我。
嗯…… 去放松放松。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上海。
我马上来接你出去。
彼得不管我的反应有多消极，决定要在告别上海的前夜做一回上海人。
他也累够了，勤勉够了，乖够了，稍微坏一坏，不枉来一回上海。
他的脸虽然是那种疲劳过度、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苍白，那种冷调的白，但他神采飞扬，动作过猛，发射着神经质的能量。
有点像杰克布在设想一项大计划，或思考一个抽象大主题，比如“迫害”时的状态。
我们先去国际饭店吃晚饭。
走到楼下，彼得犹豫了。
花这么大一笔钱吃晚饭，他下不了手。
我自告奋勇，带他到了福州路上的得和馆，让他吃一次上海本帮菜。
福州路上的馆子我和杰克布常来吃。
得和馆的老跑堂眼尖，马上上来招呼，管彼得叫“艾先生”。
彼得问我“艾先生”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杰克布·艾得勒。
彼得不过是提前一天做了“艾先生”。
彼得问我是否和杰克布常来这里。
我说来过两三次。
他失神了，玩味着我一手操办的这桩掉包计到底有多么不堪细察。
细察的话，这个考究的菜馆没有一碟菜你敢吃。
彼得，我们的第一件家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要转移他的神思，让他浪漫起来。
为了浪漫，一切牺牲都情有可原。
他微微一笑。
为了把它装进皮箱，我把许多衣服都扔出去了。
他“嗯”了一声。
看来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母亲为你做的那条床罩。
我们俩的第一件家当，对不对？ 现在我也觉得浪漫是件挺吃力的事。
它像是舞蹈，长期不练，就失去了自如和自在，再想轻歌曼舞，只能是造作和窘迫。
这时彼得跟我说，他要去打个电话。
馆子的电话在柜台上，而我们坐得离柜台不远，所以我听他吃力地用上海话跟对方讲着数字。
最后终于讲不下去了，向我求援。
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把谈话主旨告诉了我。
最后一批大米还没卖出去，他要这人在卖出去之后把钱交给他的父亲。
我按他的意思把话传过去。
那边的人说：请你问问寇恩先生，中介人要提成两成半，涨了一成，怎么办？ 彼得一听，拿过话筒，用跑了调的上海话说：甩掉中介人，跟店家直接接上头了，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回到餐桌上，彼得对我说：我们走了之后，家里还有一点收入。
菜上来了，我向跑堂要了一副刀叉。
老跑堂话多，把刀叉摆上来时，用洋泾滨英文说：艾先生会用筷子的呀，今朝怎么要用刀叉？ 彼得和我对视一眼，笑笑，都笑得不开心。
吃了饭走出来，我牵着彼得的手，一路把他拉到南京东路的一个弄堂。
老远就能看见霓虹灯广告“娜塔莉法国理发厅”。
店主是俄国女人，会说几句法语。
我看着俄国娜塔莉的手在彼得头上变戏法：一层层的颜色，一层层的布单子，她嘴角不断地换着烟卷。
在她脚下有了一堆烟蒂时，布单子下冒出了深栗色头发的彼得。
镜子里，彼得以他两年前的无辜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走上前，朝娜塔莉比划着。
叫她修一修这里，剪一剪那里。
短一点，薄一点……杰克
我坐卧不宁，几次出现幻听，听到电话铃响起。
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了。
我关上了两只皮箱，全身压上去，才把锁扣住。
房子里都搬空了。
凯瑟琳还是能干的，把家具寄卖行的人请来，估了价，半天就把这个家搬成了空壳。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
一听是彼得，我大失所望，一直牵挂的并不是这个彼得呀。
彼得有一生够我去牵挂呀。
晚上有事吗？他问我。
嗯…… 去放松放松。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上海。
我马上来接你出去。
彼得不管我的反应有多消极，决定要在告别上海的前夜做一回上海人。
他也累够了，勤勉够了，乖够了，稍微坏一坏，不枉来一回上海。
他的脸虽然是那种疲劳过度、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苍白，那种冷调的白，但他神采飞扬，动作过猛，发射着神经质的能量。
有点像杰克布在设想一项大计划，或思考一个抽象大主题，比如“迫害”时的状态。
我们先去国际饭店吃晚饭。
走到楼下，彼得犹豫了。
花这么大一笔钱吃晚饭，他下不了手。
我自告奋勇，带他到了福州路上的得和馆，让他吃一次上海本帮菜。
福州路上的馆子我和杰克布常来吃。
得和馆的老跑堂眼尖，马上上来招呼，管彼得叫“艾先生”。
彼得问我“艾先生”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杰克布·艾得勒。
彼得不过是提前一天做了“艾先生”。
彼得问我是否和杰克布常来这里。
我说来过两三次。
他失神了，玩味着我一手操办的这桩掉包计到底有多么不堪细察。
细察的话，这个考究的菜馆没有一碟菜你敢吃。
彼得，我们的第一件家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要转移他的神思，让他浪漫起来。
为了浪漫，一切牺牲都情有可原。
他微微一笑。
为了把它装进皮箱，我把许多衣服都扔出去了。
他“嗯”了一声。
看来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母亲为你做的那条床罩。
我们俩的第一件家当，对不对？ 现在我也觉得浪漫是件挺吃力的事。
它像是舞蹈，长期不练，就失去了自如和自在，再想轻歌曼舞，只能是造作和窘迫。
这时彼得跟我说，他要去打个电话。
馆子的电话在柜台上，而我们坐得离柜台不远，所以我听他吃力地用上海话跟对方讲着数字。
最后终于讲不下去了，向我求援。
他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把谈话主旨告诉了我。
最后一批大米还没卖出去，他要这人在卖出去之后把钱交给他的父亲。
我按他的意思把话传过去。
那边的人说：请你问问寇恩先生，中介人要提成两成半，涨了一成，怎么办？ 彼得一听，拿过话筒，用跑了调的上海话说：甩掉中介人，跟店家直接接上头了，我们不需要他了。
我们回到餐桌上，彼得对我说：我们走了之后，家里还有一点收入。
菜上来了，我向跑堂要了一副刀叉。
老跑堂话多，把刀叉摆上来时，用洋泾滨英文说：艾先生会用筷子的呀，今朝怎么要用刀叉？ 彼得和我对视一眼，笑笑，都笑得不开心。
吃了饭走出来，我牵着彼得的手，一路把他拉到南京东路的一个弄堂。
老远就能看见霓虹灯广告“娜塔莉法国理发厅”。
店主是俄国女人，会说几句法语。
我看着俄国娜塔莉的手在彼得头上变戏法：一层层的颜色，一层层的布单子，她嘴角不断地换着烟卷。
在她脚下有了一堆烟蒂时，布单子下冒出了深栗色头发的彼得。
镜子里，彼得以他两年前的无辜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走上前，朝娜塔莉比划着。
叫她修一修这里，剪一剪那里。
短一点，薄一点……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