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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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先生，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
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只指伏尔泰、狄德罗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启蒙之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
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亦有不同的方向。
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分”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搞糊涂。
就“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但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
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和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
但是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
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着走到“浩劫”年代结束。
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启蒙”的复杂性的。
虽然当时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
这与所谓“小五四（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
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而忽视了自由主义。
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
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只指伏尔泰、狄德罗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启蒙之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
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亦有不同的方向。
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分”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搞糊涂。
就“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但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
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和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
但是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
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着走到“浩劫”年代结束。
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启蒙”的复杂性的。
虽然当时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
这与所谓“小五四（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
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而忽视了自由主义。
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