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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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也面临很多解释困境。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著称的。
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
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
虽然掌权后的列宁转变为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
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
这就不难理解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苏联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
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
尤其是晚近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运用数据库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一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被提及就更少了。
而在《新青年》的一战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一战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期待。
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越来越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
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
金观涛等据此分析说：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
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著称的。
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
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
虽然掌权后的列宁转变为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
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
这就不难理解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苏联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
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
尤其是晚近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运用数据库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一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被提及就更少了。
而在《新青年》的一战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一战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期待。
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越来越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
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
金观涛等据此分析说：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
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