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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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无论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还是英国的清教运动与后来的国会革命及“光荣革命”，都是思想变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
但是论及中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
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
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来的辛亥革命。
而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还偏移得越来越厉害。
事情要从源头讲起。
在晚清之变前2000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
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
儒家崇周仇秦，怀念“三代”，认定今不如昔；法家则不择手段无条件维护专制，“以古非今者诛”，终于建立了“焚书坑儒”的帝国。
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导致其短命并使法家声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也无法恢复，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汉承秦制”的制度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
但是，尽管汉武帝以后法家的制度与儒家的话语似乎都被定于一尊不容置疑，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在多数时段也只是“秦制”极端维护者的神经过敏，然而秦制的积弊毕竟无法消弭不满，“儒表法里”体制的表里冲突明显存在，古儒崇周仇秦传统的不绝如缕，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断。
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
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朱熹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答陈同甫》），到明清之际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明夷待访录》）的惊世之言，这种“反法之儒”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所说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过去他们的理想不是远溯三代，就是编出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或者缩小到某个“义门”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
然而到了晚清，尽管西人打开国门用的是坚船利炮，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用传统语言来说他们西方比秦制下的“我大清”更仁义！如王韬所言，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
当然，这“仁义”不包括国际关系，列强对大清搞的强权政治，不用说是国人必须反抗的。
但是他们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就比大清对草民仁慈；他们的社会关系，就比大清道德；他们的法治，就是比大清讲理；他们的吏治，就是比大清清明……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观察西方的人那时都有的感慨。
比较之下他们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2000多年。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
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
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在他们看来，没有“秦制”的西方至少就其内政而言，似乎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用徐继畬的话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
”而薛福成则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
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
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
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
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西方搞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代“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公天下”，可是我们自秦以下却堕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
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仁学》二十九）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2000多年！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
“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儒所谓的“乡绅”，今人或把乡绅解释为“地主”。
但古时所谓“绅”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乡”意指“乡举里选”的小共
但是论及中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
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
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来的辛亥革命。
而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还偏移得越来越厉害。
事情要从源头讲起。
在晚清之变前2000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
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
儒家崇周仇秦，怀念“三代”，认定今不如昔；法家则不择手段无条件维护专制，“以古非今者诛”，终于建立了“焚书坑儒”的帝国。
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导致其短命并使法家声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也无法恢复，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汉承秦制”的制度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
但是，尽管汉武帝以后法家的制度与儒家的话语似乎都被定于一尊不容置疑，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在多数时段也只是“秦制”极端维护者的神经过敏，然而秦制的积弊毕竟无法消弭不满，“儒表法里”体制的表里冲突明显存在，古儒崇周仇秦传统的不绝如缕，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断。
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
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朱熹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答陈同甫》），到明清之际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明夷待访录》）的惊世之言，这种“反法之儒”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所说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过去他们的理想不是远溯三代，就是编出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或者缩小到某个“义门”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
然而到了晚清，尽管西人打开国门用的是坚船利炮，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用传统语言来说他们西方比秦制下的“我大清”更仁义！如王韬所言，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
当然，这“仁义”不包括国际关系，列强对大清搞的强权政治，不用说是国人必须反抗的。
但是他们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就比大清对草民仁慈；他们的社会关系，就比大清道德；他们的法治，就是比大清讲理；他们的吏治，就是比大清清明……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观察西方的人那时都有的感慨。
比较之下他们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2000多年。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
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
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在他们看来，没有“秦制”的西方至少就其内政而言，似乎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用徐继畬的话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
”而薛福成则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
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
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
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
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西方搞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代“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公天下”，可是我们自秦以下却堕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
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仁学》二十九）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2000多年！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
“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儒所谓的“乡绅”，今人或把乡绅解释为“地主”。
但古时所谓“绅”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乡”意指“乡举里选”的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