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灯
小
中
大
同体代表，据说“乡绅”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独立于权势，“从道不从君”。
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仁学》十九）那么“乡绅”哪里去了？在西方。
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聚乡绅于公会”的民主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同”（《瀛环志略》）。
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只认公理的议员（“议绅”），成天忙于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薛福成、陈兰彬、黎庶昌等凡是出过洋的均有同感，“皆谓其说不诬”。
更早的徐继畬说那里“治国崇让善俗”。
有趣的是郭嵩焘等都是清朝官员，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
当然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焘、徐继畬都为此受了处分，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整他们为晋身之道。
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只要出过洋的如刘锡鸿、陈兰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活脱脱一个“晚清毕福剑”！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
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
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
这就是中国没有搞成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
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在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实现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图景。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
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仁学》三十五）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宁死也不随师友康、梁出国避难而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复生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
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在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现在，这种观点都算得上惊世骇俗。
有趣的是，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看看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称引西哲，这番言论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
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挨打证明落后”显然毫不相干。
“个人主义”与“日本式个人主义”：西儒何以对立 但从甲午以后直到一战开打，上述局面逐渐改变，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
改变的原因当然很多：西学进来多了，人们一方面发现了更多的可“叹羡”之处，一方面也逐渐明白西方与“三代”还是不同的。
加之庚子“拳乱”的刺激，除了朝廷的昏庸人们更痛感国民的愚昧。
辛亥后的失望，推翻了“秦制”，国家还是没有立见起色。
当然也有“救亡”的影响，今人强调鸦片战争带来危机意识，其实当时国人对这沿海的失利多不太重视，反思多限于用错了人（误用琦善错贬林则徐）而已，连重视船坚炮利也是20年以后的事，远比徐继畬叹羡洋人“推举之法”更晚。
但甲午就不同，中华文化的学生“小日本”居然把自认为已经学会船坚炮利的老师打得如此惨败，还首次割走了一个省，不但使人真正产生亡国之忧，也带来“文化”上的巨大冲击。
然而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很少被提及的，那就是个人自由观念的引入，尤其是转经日本引入的这种观念，与欧美的“原版”个人自由思想又有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先进者多是从儒家立场，尤其是崇周仇秦的古儒即反法之儒立场欢迎西学的。
当时并没有什么“西儒对立”，反倒是流行从法家秦制的压迫下“引西救儒”的想法，而且引的还不是“西用”（船坚炮利之类）、“西末”（办公司做生意之学），许多人直接就是称道“西体”“西本”（“推举之法”“乡绅房”“民贵君轻”“论政于议院”等“天下为公”的“国政”或“
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仁学》十九）那么“乡绅”哪里去了？在西方。
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聚乡绅于公会”的民主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同”（《瀛环志略》）。
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只认公理的议员（“议绅”），成天忙于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薛福成、陈兰彬、黎庶昌等凡是出过洋的均有同感，“皆谓其说不诬”。
更早的徐继畬说那里“治国崇让善俗”。
有趣的是郭嵩焘等都是清朝官员，但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
当然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焘、徐继畬都为此受了处分，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整他们为晋身之道。
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只要出过洋的如刘锡鸿、陈兰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活脱脱一个“晚清毕福剑”！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
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
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
这就是中国没有搞成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
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在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实现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图景。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
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仁学》三十五）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宁死也不随师友康、梁出国避难而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复生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
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在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现在，这种观点都算得上惊世骇俗。
有趣的是，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看看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称引西哲，这番言论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
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挨打证明落后”显然毫不相干。
“个人主义”与“日本式个人主义”：西儒何以对立 但从甲午以后直到一战开打，上述局面逐渐改变，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
改变的原因当然很多：西学进来多了，人们一方面发现了更多的可“叹羡”之处，一方面也逐渐明白西方与“三代”还是不同的。
加之庚子“拳乱”的刺激，除了朝廷的昏庸人们更痛感国民的愚昧。
辛亥后的失望，推翻了“秦制”，国家还是没有立见起色。
当然也有“救亡”的影响，今人强调鸦片战争带来危机意识，其实当时国人对这沿海的失利多不太重视，反思多限于用错了人（误用琦善错贬林则徐）而已，连重视船坚炮利也是20年以后的事，远比徐继畬叹羡洋人“推举之法”更晚。
但甲午就不同，中华文化的学生“小日本”居然把自认为已经学会船坚炮利的老师打得如此惨败，还首次割走了一个省，不但使人真正产生亡国之忧，也带来“文化”上的巨大冲击。
然而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很少被提及的，那就是个人自由观念的引入，尤其是转经日本引入的这种观念，与欧美的“原版”个人自由思想又有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先进者多是从儒家立场，尤其是崇周仇秦的古儒即反法之儒立场欢迎西学的。
当时并没有什么“西儒对立”，反倒是流行从法家秦制的压迫下“引西救儒”的想法，而且引的还不是“西用”（船坚炮利之类）、“西末”（办公司做生意之学），许多人直接就是称道“西体”“西本”（“推举之法”“乡绅房”“民贵君轻”“论政于议院”等“天下为公”的“国政”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