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关灯
小
中
大
王权”那样的联盟状态。
而这个时候西方“市民”恰恰又已经摆脱王权，由此形成的反王权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本来是国人最能接受尤其是持古儒立场者最能接受的。
这就是戊戌前乃至辛亥前的状态。
但是日本则不然，日本近代化要从“走出周制”开始。
他们的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而是冲着小共同体是很自然的。
日本人“脱儒入法但不入欧，而是走向‘大东亚’”，导致明治后日本没有建立宪政民主而是建立了“一君亿兆臣民”的“军国”体制。
军国主义的膨胀最终不仅祸害了亚太各国尤其是中国，而且也给日本带来灾难，使明治后得以振兴、一战后进一步崛起的这个“强国”到了二战便化为一片废墟，直到二战后才在美国强势影响下摆脱“秦制”而走上宪政民主的轨道，同时由“军国”转向和平发展。
但是，如果就日本自身的历史进程看，明治维新的“脱儒入法”“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结合”无疑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变革。
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曾宣称：“宇内国体数种，概括为君民二政”，亦即君主制和民主制。
而“君政其内，唯封建、郡县二体”，前者如明治前日本及先秦中国，后者如秦后之中国。
津田承认民主制更“文明”，但现在日本还不够条件，而中国秦制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生于国初草昧之世，郡县形成于稍具文明之秋”，所以后者应该成为日本现时的目标：“天下皆郡县，四海唯一君。
陪臣及陪臣的陪臣，皆为朝臣。
”以后到“文明”进一步提高时再考虑转向“民政”。
尽管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进步，而是军国主义栽了大跟斗后在被占领状态下实现的民主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制”（“封建”）开始的，而明治维新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
明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虽未必就是“秦制”之效（战后日本在民主制下的富强无疑远超于战前），但确实是走出“周制”加上学习西方之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天皇不能比之于华盛顿，但比之于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还是当得起的。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结果就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了。
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制”，而“秦制”之弊则积重难返，儒者既已积郁思变，学西理所宜然。
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就是要走出“秦制”。
然而日本学西速效，使国人欲循其“捷径”，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制”的药方。
结果是明治式的“富国强兵”没有学来本无“周制”可以走出的中国并未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
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犹如在日本那样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宪政，却也没有带来日本式的富强，只是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但是
而这个时候西方“市民”恰恰又已经摆脱王权，由此形成的反王权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本来是国人最能接受尤其是持古儒立场者最能接受的。
这就是戊戌前乃至辛亥前的状态。
但是日本则不然，日本近代化要从“走出周制”开始。
他们的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而是冲着小共同体是很自然的。
日本人“脱儒入法但不入欧，而是走向‘大东亚’”，导致明治后日本没有建立宪政民主而是建立了“一君亿兆臣民”的“军国”体制。
军国主义的膨胀最终不仅祸害了亚太各国尤其是中国，而且也给日本带来灾难，使明治后得以振兴、一战后进一步崛起的这个“强国”到了二战便化为一片废墟，直到二战后才在美国强势影响下摆脱“秦制”而走上宪政民主的轨道，同时由“军国”转向和平发展。
但是，如果就日本自身的历史进程看，明治维新的“脱儒入法”“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结合”无疑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变革。
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曾宣称：“宇内国体数种，概括为君民二政”，亦即君主制和民主制。
而“君政其内，唯封建、郡县二体”，前者如明治前日本及先秦中国，后者如秦后之中国。
津田承认民主制更“文明”，但现在日本还不够条件，而中国秦制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生于国初草昧之世，郡县形成于稍具文明之秋”，所以后者应该成为日本现时的目标：“天下皆郡县，四海唯一君。
陪臣及陪臣的陪臣，皆为朝臣。
”以后到“文明”进一步提高时再考虑转向“民政”。
尽管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进步，而是军国主义栽了大跟斗后在被占领状态下实现的民主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制”（“封建”）开始的，而明治维新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
明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虽未必就是“秦制”之效（战后日本在民主制下的富强无疑远超于战前），但确实是走出“周制”加上学习西方之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天皇不能比之于华盛顿，但比之于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还是当得起的。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结果就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了。
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制”，而“秦制”之弊则积重难返，儒者既已积郁思变，学西理所宜然。
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就是要走出“秦制”。
然而日本学西速效，使国人欲循其“捷径”，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制”的药方。
结果是明治式的“富国强兵”没有学来本无“周制”可以走出的中国并未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
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犹如在日本那样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宪政，却也没有带来日本式的富强，只是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