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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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一战的灾难和19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又严重地损害了“西学”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中国人又“顺理成章”地找了第二个老师，那就是苏俄。
如果说军国主义膨胀后的日本放弃学西后转向以自产的“武士道”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那么远未富强也不那么自信的中国人则从俄国拿来“社会主义”以替代“西学”。
其实，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本来都是“西学”的左右两翼，前者倡平等，后者争自由。
在西方，前者衍为福利国家，后者衍为市场竞争。
但是经过日俄两国转手后的两种“主义”都已经不是原来“西学”中的样子。
无论中日，近代化中的对外学习始终有个“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问题本来并不那么难解。
日本在黑船叩关后一边“攘夷”一边“入欧”，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欺负中国的主要是西方列强，但中国的“反法之儒”在反侵略的同时恰恰最热衷于西学。
到了20世纪，西方列强在华实际处于尽量维护既得权益（但也在逐渐退缩）状态，基本没有新的权益扩张。
而侵略中国更狠、甚至使中国真正面临“救亡”危机的主要变成了俄日两个强邻。
但是恰恰在这时他们取代西方成为我们先后学习的主要对象。
这本身也未必就是严重的问题，正如19世纪思想上体制上学习西方与国家权益上抵制西方并不矛盾一样，20世纪对日俄本来也可以如此。
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鲁迅在国家利益上并不是所谓的“亲日派”（与乃弟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时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学日、学俄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而这又与我们自身深厚的“秦政荀学”传统有关。
日、俄作为国家对我国的侵略行为，他们当然必须负责。
但是中国人在自身改革中学习他人的思想，借鉴他山之石，只要不是被强加的，而是我们的自主行为，这一过程中的问题错位是不能怪别人的。
如清末修律时请冈田朝太郎为顾问，他对“法理派”影响很大，其可以反思之处已如上述。
但冈田作为学者的影响是“法理派”自主接受的，冈田本人对日本官方扩张日本法律效力于国外的企图是批判和抵制的。
把他对中国法律改革的意见视为“外国侵略者的发难”是不对的。
“法家学说成为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由民主西学成为两者共同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全力反儒，和作为其反弹的“反西之儒”一味斥西，都可以说是找错了“敌人”。
结果是：在本土“传统”方面古儒的仁义道德很容易被毁弃，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
而在外来影响方面，“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却一直是个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反思中应该要注意的。
这个时候中国人又“顺理成章”地找了第二个老师，那就是苏俄。
如果说军国主义膨胀后的日本放弃学西后转向以自产的“武士道”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那么远未富强也不那么自信的中国人则从俄国拿来“社会主义”以替代“西学”。
其实，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本来都是“西学”的左右两翼，前者倡平等，后者争自由。
在西方，前者衍为福利国家，后者衍为市场竞争。
但是经过日俄两国转手后的两种“主义”都已经不是原来“西学”中的样子。
无论中日，近代化中的对外学习始终有个“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问题本来并不那么难解。
日本在黑船叩关后一边“攘夷”一边“入欧”，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欺负中国的主要是西方列强，但中国的“反法之儒”在反侵略的同时恰恰最热衷于西学。
到了20世纪，西方列强在华实际处于尽量维护既得权益（但也在逐渐退缩）状态，基本没有新的权益扩张。
而侵略中国更狠、甚至使中国真正面临“救亡”危机的主要变成了俄日两个强邻。
但是恰恰在这时他们取代西方成为我们先后学习的主要对象。
这本身也未必就是严重的问题，正如19世纪思想上体制上学习西方与国家权益上抵制西方并不矛盾一样，20世纪对日俄本来也可以如此。
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鲁迅在国家利益上并不是所谓的“亲日派”（与乃弟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时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学日、学俄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而这又与我们自身深厚的“秦政荀学”传统有关。
日、俄作为国家对我国的侵略行为，他们当然必须负责。
但是中国人在自身改革中学习他人的思想，借鉴他山之石，只要不是被强加的，而是我们的自主行为，这一过程中的问题错位是不能怪别人的。
如清末修律时请冈田朝太郎为顾问，他对“法理派”影响很大，其可以反思之处已如上述。
但冈田作为学者的影响是“法理派”自主接受的，冈田本人对日本官方扩张日本法律效力于国外的企图是批判和抵制的。
把他对中国法律改革的意见视为“外国侵略者的发难”是不对的。
“法家学说成为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由民主西学成为两者共同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全力反儒，和作为其反弹的“反西之儒”一味斥西，都可以说是找错了“敌人”。
结果是：在本土“传统”方面古儒的仁义道德很容易被毁弃，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
而在外来影响方面，“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却一直是个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反思中应该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