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关灯
小
中
大
”，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才能排解这痛苦。
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
尽管涉足这只有通过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达的绝对领域，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受难，但这种行为本身却更是一种责任。
在我所书写的这三位女性中，没有一位曾将她们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运气和命运。
在这一点上，梦露是最为明确的一个。
“每个人是潜在的施暴者，"1955年，她于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写道，“我自己也是。
”这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以“无罪推定”作为标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与邪恶女人》（WaywardGirlsandWickedWomen）序言中所说，“女性是极少为难自己的”。
女人往往也不会冷酷地去为难——以恶意揣测所有人。
但现实却需要人们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人。
在我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女性的赞美，却鲜少能看到那些日渐被女权主义者戏言化的理念：女性确实比男性要更出色。
这是由于我所描述的这些女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与世界的邪恶以及因为邪恶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进行抗争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坚韧是不需要被拿来比较和炫耀的。
在1907年，当罗莎·卢森堡漫步在伦敦街头时，她突然感到十分困惑。
在给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的信中，她写道，“我已深知，我的处境将势必让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为何还要将自己抛进这危险的深渊之中呢？”“那深渊处似乎有光，在诱使我跳进这不见底的旋涡之中。
”所以这些杰出女性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悖论：她们对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诉，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无能进行粉饰的考量。
她们——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只是部分地对自我的精神状况进行宣告。
她们对自我无意识的清算是一种本能，并不会阻碍她们敏感的幻想。
※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开始介绍的三位女性的经历中或许还有幸运的成分，因为她们或多或少在客观上拥有了表达的余地。
但这种余地并不常有。
男权社会的残酷行为，往往是以——至少部分地是以——扼杀女性全部的精神自由为目的。
由近亲施加的性暴力往往是手段之一，正如精神学家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Bollas）描述的那样，这种罪恶如同用暴力侵入孩子的世界，她无力反抗，并且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以致迷失自我。
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夏洛特·萨洛蒙经历了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在不得不逃难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又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就开始纠缠她，要求和她睡同一张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其他卑鄙的要求。
所以当纳粹将她驱逐出境时，她坦言自己不过是从一种隐秘的被侵犯状态，转向了一种可披露的、集体性的磨难——进入了一种“裸露的生活”。
这个短语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他将它用在了描述20世纪屡屡被侵犯的独立人格之上。
而夏洛特自己进一步的补充，则进一步深化了“裸露的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现象论据的意义：“我宁愿在集中营中度过十个夜晚，也不愿与外祖父相处一个晚上。
”她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指出，通过夏洛特的绘画，记录下的是具有颠覆性的、有关纳粹驱逐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的历史事实——在尚未得到明确的指令之前，女性侨民们便已先行被“妥善处置”。
同其他的大约9000名女性犹太平民一道，1940年6月至7月间，夏洛特被送到了居尔——这里是“二战”时期法国最大，同时也是最荒凉的女性集中营所在地。
汉娜·阿伦特此时同样被关押在这里。
关于这里，法国导演，同样也是“二战”幸存者的路易斯·阿拉贡（LouisAra-gon）毫不避讳自己的厌恶。
“居尔（Gurs），这个词的发音本身就很蠢，像是堵在嗓子眼里的呜咽声。
”其他幸存者则回忆，在来到这里时，拘押他们的卡车开得飞快，“生怕我们会跳车逃走。
”但这里和奥斯维辛一样，是夏洛特自己那份倔强的生命记录《人生？如戏？》里不曾被叙述的段落。
尽管她所画的自己被羁押在有轨列车中的画面似乎是在暗示这段经历，但这段经历从未被正面描述。
从逻辑结构的角度考虑，或许是时候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些杰出女性——我更愿意将她们称作“明星”——身上移开，去关注普通的女性“所获得的自由”与每况愈下的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平衡”了。
所谓“荣誉谋杀”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女性被认为触犯了“家族法令”：女性被谋杀，是为了诠释女性性权利只能被男性族长掌握的“原始正义”。
针对这样的状况，女性主义者大多认为，只要革除了这种愚蠢的观念，相关的犯罪便不会再发生。
但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特定观念在女性所受到的诸多侵犯中仅仅是一个特定的表现。
为什么英国警方对“荣誉谋杀”如此热心，却对普遍发生的家庭暴力态度冷漠呢？这里同样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
当托尼·朱特探讨欧洲人在战后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时，他同样指出，这种遗忘也为今天困扰欧洲大陆的种族、宗教纠纷早早地埋下了伏笔。
以穆斯林为例，他们总会被描述成拖曳着无法被理解的文化习俗背景来到欧洲的鬼魂，搅乱这原本安宁的大陆。
1945年之后，欧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稳定”。
这多少要归功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他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新局面”。
而在今天的德国，“荣誉谋杀”事件依旧像是给全体土耳其移民抹黑的道具——这或许也是试图抹杀过去的一种途径（穆斯林世界就好像自始至终都隐藏着污秽的罪恶，他们的受难也就此隐迹）。
从这方面上说，女权主义者是需要有足够警惕的，否则她们很容易被当作所谓“西方力量”用来进行非法攻击、加深移民政策的不公平性以及抹杀历史的道具——2003年，西方打着从塔利班手中解救妇女的幌子入侵伊拉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7]“最重要的问题是，”艾曼·易卜拉欣（EmanIbrahim）引用约旦裔英国女作家法迪亚·法齐尔（FadiaFaqir）在她关于女权问题的文章中写过的话，“西方人及西方媒体究竟有什么资格以所谓正义的方式，为他们国境以外的受难者提供所谓的保护？” 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不难看到，“荣誉谋杀”在伊斯兰国家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宗教身上也是不恰当的。
任何看过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的观众，都会记得公爵夫人被自己的兄长掐死的悲惨命运。
她的死看似是由于私下与管家结婚，丧失了贵族高贵的血统，实则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爵夫人的儿子们即便是母亲改嫁，也可以拥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而通过这样邪恶的方式，公爵夫人的哥哥才可以将全部财产攥在手里（这又验证女性另外一个被攻击的理由，即她的生育能力可能带来不确定的未来）。
无论发生在哪里，荣誉谋杀事件总包含着某种暧昧的特权，揭示女性是如何僭越既定的性秩序，从而为男权的暴力“接管局面”提供充足理由。
这种秩序当然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关于性生活的道德规范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
事实上，这种基于荣誉施加的暴力在欧洲移民者之间非常普遍，甚至比阿拉伯世界本身的发生率还要高——所以，如果把有关“荣誉谋杀”发生的原理单纯地归纳成是异文化原始落后的原因显然不够合理。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堕落行为的替罪羊，她们也由此陷入现代社会特有的“道德”与“愚昧”之间矛盾的陷阱之中。
在伊斯坦布尔，一位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在接受土耳其女记者爱莎·奥诺尔（AyseOnal）采访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苦口婆心地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的身体承载了家族的荣誉”，但自己那可悲的女儿却“从未领悟到她成为那样一个女孩是多么可耻的事情”。
就像是那“麦当娜与娼妓使人堕落”的陈词滥调，处于荣誉与耻辱之间的女性，几乎得不到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
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关于对抗这种愚蠢的逻辑，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女性的经历，显然是值得铭记和探讨的。
女人们当然清楚，她们的每一次“抛头露面”，在公众面前宣讲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
而在“荣誉谋杀”的事件中，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很容易使矛盾激化，招致杀身之祸。
但那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情——这些女孩的抗争，很容易被公众更关注的“花边新闻”、有关隐私的流言蜚语所掩盖，使得这些事件真正的意义无人知晓。
另一个关于话语可置人于死地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正在由一个充斥着秘密和谎言的地方，逐渐转变成一个由暴力定义的所在。
“罪与罚”因此没有缓冲之地，即便是无辜之人，“莫须有”的罪过也使得惩罚可以随心所欲。
瑞典籍库尔德女孩法蒂玛·萨西达（FadimeSahindal）曾在1998年与自己的非库尔德人男友一同在瑞典的电视节目中亮相，三年后她又参加了一个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女权主义研讨班。
她在2002年被自己的父亲谋杀，而在那之前，她已经深知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自己的家庭。
她的公开表达具有求救的意味，但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唤醒那些仍在黑暗中沉默着、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女人。
由此，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即便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存在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她们无疑是有一个长远的谱系的。
就像法蒂玛的举动——以公开的方式宣示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将一切由黑暗之中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流言蜚语和恶意诽谤不攻自破，显然是勇敢、明智且必要的行为，同时由这样的行为，她定义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存在。
我们很难评价她的行为的对错，因为她最终还是遭到了毒手，但她践行了自己的格言：“我要发出声音，我要露出脸庞。
”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样命运的女孩。
但在“荣誉谋杀”事件之中，女孩们通常是很难主动说出真相的，甚至她们的姐妹和母亲在亲眼目睹死亡发生后，也会刻意地保持沉默。
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暴力构成同谋关系，即便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受害者。
而“荣誉谋杀”事件中最可悲的部分，当属受害人母亲的主动参与。
即便没有受到所谓家族权威的胁迫，她们也往往会选择“管教”自己的女儿们，遵循自己那残暴无理的丈夫的意见。
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分担了男性权威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
男性仍然是施加暴力的主角。
但这启发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来看待类似的问题，不能以固有的性别观念来判断无辜与有罪。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窥探到事情真正的面目，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可能。
这种固有的观念，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长期存在的，毕竟倘若没有所谓的父权权威，女权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书写的案例，这些身处黑暗中却仍要坚持发声的女人，选择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来揭露世界和人心的异常。
就像2001年因逃婚被父亲杀死在英国的女孩赫苏·尤尼斯（HeshuYones）在死前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你想要或者是期盼的孩子。
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
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也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
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 最后，我将关注那些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人们勇气，并将自己的成就书写进历史，进而开启历史全新篇章的杰出女性。
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一位是电影制片人，最后一位则是画家。
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女性一样，是这世界那可悲且愚蠢的“性别壁垒”的挑战者与拆除者。
当欧洲社会加紧了对移民群体的控制时，让这些少数群体说出他们的故事，使他们有能力反抗加诸自己的不公与屈辱，无疑是充满善意的行为。
因此，对于在立陶宛出生的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来说，去记录那些处于欧洲城市：法国的马赛、奥贝维里埃，英国的布罗姆维奇中的移民与边缘人的生活状况，是她独特的方式——用以完成一项超越种族与国界的民主表达。
“最重要的事情是，”她对她的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使人与人彼此隔离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苛求所谓的历史界限时才会被触及。
”（这是一句断言，同时也是一种辩解。
）“我曾住在一座被历史标记出的城市整整六年，它叫作柏林，而这名字也正是我居住在那里的原因。
”她在英国中西部的城市间穿梭来完成她的作品，但那些来自信念坚定的漂泊者的声音，早已传遍全世界。
对于以色列电影制片人耶尔·芭塔娜来说，“回归”是一件切实却同时也令人不安的事情。
在我们于这一部分讨论的三位艺术家之中，她或许是对于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一位。
在她的三部曲作品《注定不安的欧洲》（AndEuropeWillBeStunned）之中，她借一个相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的波兰年轻左翼激进分子之口，表达了一个绝无可能却充满历史意义的请求：让犹太裔的波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
历史通过她的镜头铺陈延展，使银幕前的每一个人都随着光影一道，追索那无声的“二战”记忆。
一个波兰老妪，每当盖着遇难犹太人留下的被子入眠时，总会被噩梦惊醒，梦里反复着这样的场景：“一到夜深，你（犹太人）就会消失不见，”一个年轻人对着空旷的广场高喊，“而她（被中人）将会整夜噩梦，不再有安宁。
”芭塔娜明白这不过是一个以危险和悲剧为素材的不礼貌的玩笑，但她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一个主题，这个课题也成为她的一本著作的核心：女性应当成为个人或是公共历史的承担者与记录者，去将那些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被认为无法承受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历史保持完整。
从而避免人们滑向他们更愿意身处的境地：假装那些残忍与不堪从未降临。
我最后一位书写的对象是泰蕾莎·奥尔顿。
她拥有一条惊人的人生道路：在过去十年里，她通过自己的创作颠覆了整个世界。
她最初是以“帆布画”成名，作品往往很绚烂，同时隐含着对某种“黏性元素”的引导。
而这种绚烂往往会极致到近乎腐烂的地步，使她的作品从诱人变得令人厌恶。
这似乎是暴力的某种隐喻——隐含了一种普遍的、迷人的禁锢。
而她最近的作品则更像是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回应。
她的画作开始以时间为单位，呈现出近乎摄影作品的细节感。
以这种方式，她宣告观赏者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云端，从而掌握大地的全部细节。
同时作为创作者的她，也将这种感受连同画作本身，升格成有关人类残忍的现代性转变的记录（关于水土流失以及工厂与核电站对自然造成的破坏）。
而深层次地，作为一种想象力的迁移，她的表达概括了人类的心智所面临的危机：如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样，人原本拥有的与自然联结的灵性，正在随着自己对世界的掠夺与破坏一道消亡殆尽。
“人类给自己制造的麻烦，永远要超出人类那自负的控制力之外。
” 深入挖掘历史和现实，并从中保留必要的部分，是人类必然要践行的工作。
我始终深信，女性所拥有的品质，使她们无比适合这项工作。
而杰出的奥尔顿女士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入挖掘”并不只是个比喻。
仅仅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知晓我们究竟对我们脚下的大地那不为人知的阴暗处做了些什么。
向森林深处倾泄垃圾与连根拔除一个社群的罪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洗劫了整个世界”，“加剧失控”，“从不顾及未来的后果”。
而奥尔顿的阐释，也为我的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
这不是所谓的多愁善感，因为奥尔顿并没有急切地去呼吁什么，也并没有以地球的“监护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给出怎样的建议。
但她和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与耶尔·芭塔娜一样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看到的一切，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我的信念，”罗莎·卢森堡在自己十几岁时曾写道，“是人们可以在一种正确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下，纯洁而友善地彼此相爱。
”“但为了争取它和捍卫它，我或许需要先学会如何憎恨。
”“爱，”病危之时，她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或许曾经是（也许现在也是）一种比起进行实际的传播，更应在象征层面探讨的东西。
”因为，她接下来又写道，“这世界可被改造的空间实在太过有限。
”于是卢森堡的政治和情绪轨迹，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提醒我们她虽然决绝，虽然冷酷，但她从未将自己的憎恨施加在不必要的地方。
“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憎恨，"1962年，在临终前的一次访谈中，梦露这样说，“因为如果人们不学着如何憎恨，他们也不会知道如何去爱，他们的生活也就只能在模棱两可中度过。
”（此时刚好是阿瑟·米勒编剧、克拉克·盖博与梦露主演的作品《乱点鸳鸯谱》上映期间，片中盖博的角色刚好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憎恨”的好好先生）在我的这本书里，这些女性的经历所提供的内容，也许既不美好也不纯洁，但却是关于这个世界最为真切的事实，以及有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不美好的世界的经验。
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女性主义者们可以真正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以学会如何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谈论彼此的愉悦与悲伤。
而我希望届时，这本书可以成为对那样美好未来的礼赞。
【注释】 [1]指《极权主义的起源》。
——译者注 [2]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译者注 [3]复调，原是音乐中的名词，指在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的音乐形式。
引用到绘画领域则是指萨洛蒙独创的“在同一张纸上表现并存的时间和空间”（《世界美术》1999年第三期，《描绘人生——夏洛特·萨洛蒙在纳粹时代》，瑞波海尔·鲁宾斯丁著，冀少锋译）的表现技法。
——译者注 [4]原文为德语。
——译者注 [5]原文为法文。
——译者注 [6]原文为德文Sehnsucht.——译者注 [7]疑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译者注
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
尽管涉足这只有通过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达的绝对领域，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受难，但这种行为本身却更是一种责任。
在我所书写的这三位女性中，没有一位曾将她们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运气和命运。
在这一点上，梦露是最为明确的一个。
“每个人是潜在的施暴者，"1955年，她于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写道，“我自己也是。
”这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以“无罪推定”作为标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与邪恶女人》（WaywardGirlsandWickedWomen）序言中所说，“女性是极少为难自己的”。
女人往往也不会冷酷地去为难——以恶意揣测所有人。
但现实却需要人们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人。
在我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女性的赞美，却鲜少能看到那些日渐被女权主义者戏言化的理念：女性确实比男性要更出色。
这是由于我所描述的这些女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与世界的邪恶以及因为邪恶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进行抗争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坚韧是不需要被拿来比较和炫耀的。
在1907年，当罗莎·卢森堡漫步在伦敦街头时，她突然感到十分困惑。
在给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的信中，她写道，“我已深知，我的处境将势必让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为何还要将自己抛进这危险的深渊之中呢？”“那深渊处似乎有光，在诱使我跳进这不见底的旋涡之中。
”所以这些杰出女性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悖论：她们对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诉，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无能进行粉饰的考量。
她们——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只是部分地对自我的精神状况进行宣告。
她们对自我无意识的清算是一种本能，并不会阻碍她们敏感的幻想。
※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开始介绍的三位女性的经历中或许还有幸运的成分，因为她们或多或少在客观上拥有了表达的余地。
但这种余地并不常有。
男权社会的残酷行为，往往是以——至少部分地是以——扼杀女性全部的精神自由为目的。
由近亲施加的性暴力往往是手段之一，正如精神学家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Bollas）描述的那样，这种罪恶如同用暴力侵入孩子的世界，她无力反抗，并且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以致迷失自我。
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夏洛特·萨洛蒙经历了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在不得不逃难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又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就开始纠缠她，要求和她睡同一张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其他卑鄙的要求。
所以当纳粹将她驱逐出境时，她坦言自己不过是从一种隐秘的被侵犯状态，转向了一种可披露的、集体性的磨难——进入了一种“裸露的生活”。
这个短语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他将它用在了描述20世纪屡屡被侵犯的独立人格之上。
而夏洛特自己进一步的补充，则进一步深化了“裸露的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现象论据的意义：“我宁愿在集中营中度过十个夜晚，也不愿与外祖父相处一个晚上。
”她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指出，通过夏洛特的绘画，记录下的是具有颠覆性的、有关纳粹驱逐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的历史事实——在尚未得到明确的指令之前，女性侨民们便已先行被“妥善处置”。
同其他的大约9000名女性犹太平民一道，1940年6月至7月间，夏洛特被送到了居尔——这里是“二战”时期法国最大，同时也是最荒凉的女性集中营所在地。
汉娜·阿伦特此时同样被关押在这里。
关于这里，法国导演，同样也是“二战”幸存者的路易斯·阿拉贡（LouisAra-gon）毫不避讳自己的厌恶。
“居尔（Gurs），这个词的发音本身就很蠢，像是堵在嗓子眼里的呜咽声。
”其他幸存者则回忆，在来到这里时，拘押他们的卡车开得飞快，“生怕我们会跳车逃走。
”但这里和奥斯维辛一样，是夏洛特自己那份倔强的生命记录《人生？如戏？》里不曾被叙述的段落。
尽管她所画的自己被羁押在有轨列车中的画面似乎是在暗示这段经历，但这段经历从未被正面描述。
从逻辑结构的角度考虑，或许是时候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些杰出女性——我更愿意将她们称作“明星”——身上移开，去关注普通的女性“所获得的自由”与每况愈下的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平衡”了。
所谓“荣誉谋杀”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女性被认为触犯了“家族法令”：女性被谋杀，是为了诠释女性性权利只能被男性族长掌握的“原始正义”。
针对这样的状况，女性主义者大多认为，只要革除了这种愚蠢的观念，相关的犯罪便不会再发生。
但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特定观念在女性所受到的诸多侵犯中仅仅是一个特定的表现。
为什么英国警方对“荣誉谋杀”如此热心，却对普遍发生的家庭暴力态度冷漠呢？这里同样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
当托尼·朱特探讨欧洲人在战后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时，他同样指出，这种遗忘也为今天困扰欧洲大陆的种族、宗教纠纷早早地埋下了伏笔。
以穆斯林为例，他们总会被描述成拖曳着无法被理解的文化习俗背景来到欧洲的鬼魂，搅乱这原本安宁的大陆。
1945年之后，欧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稳定”。
这多少要归功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他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新局面”。
而在今天的德国，“荣誉谋杀”事件依旧像是给全体土耳其移民抹黑的道具——这或许也是试图抹杀过去的一种途径（穆斯林世界就好像自始至终都隐藏着污秽的罪恶，他们的受难也就此隐迹）。
从这方面上说，女权主义者是需要有足够警惕的，否则她们很容易被当作所谓“西方力量”用来进行非法攻击、加深移民政策的不公平性以及抹杀历史的道具——2003年，西方打着从塔利班手中解救妇女的幌子入侵伊拉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7]“最重要的问题是，”艾曼·易卜拉欣（EmanIbrahim）引用约旦裔英国女作家法迪亚·法齐尔（FadiaFaqir）在她关于女权问题的文章中写过的话，“西方人及西方媒体究竟有什么资格以所谓正义的方式，为他们国境以外的受难者提供所谓的保护？” 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不难看到，“荣誉谋杀”在伊斯兰国家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宗教身上也是不恰当的。
任何看过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的观众，都会记得公爵夫人被自己的兄长掐死的悲惨命运。
她的死看似是由于私下与管家结婚，丧失了贵族高贵的血统，实则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爵夫人的儿子们即便是母亲改嫁，也可以拥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而通过这样邪恶的方式，公爵夫人的哥哥才可以将全部财产攥在手里（这又验证女性另外一个被攻击的理由，即她的生育能力可能带来不确定的未来）。
无论发生在哪里，荣誉谋杀事件总包含着某种暧昧的特权，揭示女性是如何僭越既定的性秩序，从而为男权的暴力“接管局面”提供充足理由。
这种秩序当然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关于性生活的道德规范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
事实上，这种基于荣誉施加的暴力在欧洲移民者之间非常普遍，甚至比阿拉伯世界本身的发生率还要高——所以，如果把有关“荣誉谋杀”发生的原理单纯地归纳成是异文化原始落后的原因显然不够合理。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堕落行为的替罪羊，她们也由此陷入现代社会特有的“道德”与“愚昧”之间矛盾的陷阱之中。
在伊斯坦布尔，一位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在接受土耳其女记者爱莎·奥诺尔（AyseOnal）采访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苦口婆心地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的身体承载了家族的荣誉”，但自己那可悲的女儿却“从未领悟到她成为那样一个女孩是多么可耻的事情”。
就像是那“麦当娜与娼妓使人堕落”的陈词滥调，处于荣誉与耻辱之间的女性，几乎得不到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
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关于对抗这种愚蠢的逻辑，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女性的经历，显然是值得铭记和探讨的。
女人们当然清楚，她们的每一次“抛头露面”，在公众面前宣讲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
而在“荣誉谋杀”的事件中，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很容易使矛盾激化，招致杀身之祸。
但那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情——这些女孩的抗争，很容易被公众更关注的“花边新闻”、有关隐私的流言蜚语所掩盖，使得这些事件真正的意义无人知晓。
另一个关于话语可置人于死地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正在由一个充斥着秘密和谎言的地方，逐渐转变成一个由暴力定义的所在。
“罪与罚”因此没有缓冲之地，即便是无辜之人，“莫须有”的罪过也使得惩罚可以随心所欲。
瑞典籍库尔德女孩法蒂玛·萨西达（FadimeSahindal）曾在1998年与自己的非库尔德人男友一同在瑞典的电视节目中亮相，三年后她又参加了一个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女权主义研讨班。
她在2002年被自己的父亲谋杀，而在那之前，她已经深知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自己的家庭。
她的公开表达具有求救的意味，但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唤醒那些仍在黑暗中沉默着、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女人。
由此，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即便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存在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她们无疑是有一个长远的谱系的。
就像法蒂玛的举动——以公开的方式宣示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将一切由黑暗之中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流言蜚语和恶意诽谤不攻自破，显然是勇敢、明智且必要的行为，同时由这样的行为，她定义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存在。
我们很难评价她的行为的对错，因为她最终还是遭到了毒手，但她践行了自己的格言：“我要发出声音，我要露出脸庞。
”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样命运的女孩。
但在“荣誉谋杀”事件之中，女孩们通常是很难主动说出真相的，甚至她们的姐妹和母亲在亲眼目睹死亡发生后，也会刻意地保持沉默。
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暴力构成同谋关系，即便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受害者。
而“荣誉谋杀”事件中最可悲的部分，当属受害人母亲的主动参与。
即便没有受到所谓家族权威的胁迫，她们也往往会选择“管教”自己的女儿们，遵循自己那残暴无理的丈夫的意见。
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分担了男性权威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
男性仍然是施加暴力的主角。
但这启发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来看待类似的问题，不能以固有的性别观念来判断无辜与有罪。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窥探到事情真正的面目，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可能。
这种固有的观念，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长期存在的，毕竟倘若没有所谓的父权权威，女权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书写的案例，这些身处黑暗中却仍要坚持发声的女人，选择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来揭露世界和人心的异常。
就像2001年因逃婚被父亲杀死在英国的女孩赫苏·尤尼斯（HeshuYones）在死前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你想要或者是期盼的孩子。
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
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也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
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 最后，我将关注那些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人们勇气，并将自己的成就书写进历史，进而开启历史全新篇章的杰出女性。
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一位是电影制片人，最后一位则是画家。
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女性一样，是这世界那可悲且愚蠢的“性别壁垒”的挑战者与拆除者。
当欧洲社会加紧了对移民群体的控制时，让这些少数群体说出他们的故事，使他们有能力反抗加诸自己的不公与屈辱，无疑是充满善意的行为。
因此，对于在立陶宛出生的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来说，去记录那些处于欧洲城市：法国的马赛、奥贝维里埃，英国的布罗姆维奇中的移民与边缘人的生活状况，是她独特的方式——用以完成一项超越种族与国界的民主表达。
“最重要的事情是，”她对她的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使人与人彼此隔离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苛求所谓的历史界限时才会被触及。
”（这是一句断言，同时也是一种辩解。
）“我曾住在一座被历史标记出的城市整整六年，它叫作柏林，而这名字也正是我居住在那里的原因。
”她在英国中西部的城市间穿梭来完成她的作品，但那些来自信念坚定的漂泊者的声音，早已传遍全世界。
对于以色列电影制片人耶尔·芭塔娜来说，“回归”是一件切实却同时也令人不安的事情。
在我们于这一部分讨论的三位艺术家之中，她或许是对于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一位。
在她的三部曲作品《注定不安的欧洲》（AndEuropeWillBeStunned）之中，她借一个相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的波兰年轻左翼激进分子之口，表达了一个绝无可能却充满历史意义的请求：让犹太裔的波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
历史通过她的镜头铺陈延展，使银幕前的每一个人都随着光影一道，追索那无声的“二战”记忆。
一个波兰老妪，每当盖着遇难犹太人留下的被子入眠时，总会被噩梦惊醒，梦里反复着这样的场景：“一到夜深，你（犹太人）就会消失不见，”一个年轻人对着空旷的广场高喊，“而她（被中人）将会整夜噩梦，不再有安宁。
”芭塔娜明白这不过是一个以危险和悲剧为素材的不礼貌的玩笑，但她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一个主题，这个课题也成为她的一本著作的核心：女性应当成为个人或是公共历史的承担者与记录者，去将那些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被认为无法承受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历史保持完整。
从而避免人们滑向他们更愿意身处的境地：假装那些残忍与不堪从未降临。
我最后一位书写的对象是泰蕾莎·奥尔顿。
她拥有一条惊人的人生道路：在过去十年里，她通过自己的创作颠覆了整个世界。
她最初是以“帆布画”成名，作品往往很绚烂，同时隐含着对某种“黏性元素”的引导。
而这种绚烂往往会极致到近乎腐烂的地步，使她的作品从诱人变得令人厌恶。
这似乎是暴力的某种隐喻——隐含了一种普遍的、迷人的禁锢。
而她最近的作品则更像是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回应。
她的画作开始以时间为单位，呈现出近乎摄影作品的细节感。
以这种方式，她宣告观赏者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云端，从而掌握大地的全部细节。
同时作为创作者的她，也将这种感受连同画作本身，升格成有关人类残忍的现代性转变的记录（关于水土流失以及工厂与核电站对自然造成的破坏）。
而深层次地，作为一种想象力的迁移，她的表达概括了人类的心智所面临的危机：如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样，人原本拥有的与自然联结的灵性，正在随着自己对世界的掠夺与破坏一道消亡殆尽。
“人类给自己制造的麻烦，永远要超出人类那自负的控制力之外。
” 深入挖掘历史和现实，并从中保留必要的部分，是人类必然要践行的工作。
我始终深信，女性所拥有的品质，使她们无比适合这项工作。
而杰出的奥尔顿女士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入挖掘”并不只是个比喻。
仅仅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知晓我们究竟对我们脚下的大地那不为人知的阴暗处做了些什么。
向森林深处倾泄垃圾与连根拔除一个社群的罪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洗劫了整个世界”，“加剧失控”，“从不顾及未来的后果”。
而奥尔顿的阐释，也为我的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
这不是所谓的多愁善感，因为奥尔顿并没有急切地去呼吁什么，也并没有以地球的“监护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给出怎样的建议。
但她和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与耶尔·芭塔娜一样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看到的一切，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我的信念，”罗莎·卢森堡在自己十几岁时曾写道，“是人们可以在一种正确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下，纯洁而友善地彼此相爱。
”“但为了争取它和捍卫它，我或许需要先学会如何憎恨。
”“爱，”病危之时，她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或许曾经是（也许现在也是）一种比起进行实际的传播，更应在象征层面探讨的东西。
”因为，她接下来又写道，“这世界可被改造的空间实在太过有限。
”于是卢森堡的政治和情绪轨迹，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提醒我们她虽然决绝，虽然冷酷，但她从未将自己的憎恨施加在不必要的地方。
“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憎恨，"1962年，在临终前的一次访谈中，梦露这样说，“因为如果人们不学着如何憎恨，他们也不会知道如何去爱，他们的生活也就只能在模棱两可中度过。
”（此时刚好是阿瑟·米勒编剧、克拉克·盖博与梦露主演的作品《乱点鸳鸯谱》上映期间，片中盖博的角色刚好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憎恨”的好好先生）在我的这本书里，这些女性的经历所提供的内容，也许既不美好也不纯洁，但却是关于这个世界最为真切的事实，以及有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不美好的世界的经验。
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女性主义者们可以真正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以学会如何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谈论彼此的愉悦与悲伤。
而我希望届时，这本书可以成为对那样美好未来的礼赞。
【注释】 [1]指《极权主义的起源》。
——译者注 [2]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译者注 [3]复调，原是音乐中的名词，指在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的音乐形式。
引用到绘画领域则是指萨洛蒙独创的“在同一张纸上表现并存的时间和空间”（《世界美术》1999年第三期，《描绘人生——夏洛特·萨洛蒙在纳粹时代》，瑞波海尔·鲁宾斯丁著，冀少锋译）的表现技法。
——译者注 [4]原文为德语。
——译者注 [5]原文为法文。
——译者注 [6]原文为德文Sehnsucht.——译者注 [7]疑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