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

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

玫瑰就在这里，我们跳舞吧！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我必须用双手努力攀住这牢笼的边缘，为此我需要向困居在动物园中的野兽学习。

     ——罗莎·卢森堡，1917年2月18日 来自伏龙克要塞监狱（WronkePrison）的通信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弗兰兹·卡夫卡，出自“卡夫卡的第三本八开笔记”（ThirdOctavoNotebook）， 于”K的城市：卡夫卡与布拉格” (TheCityofK.：FranzKafkaandPrague)展览中展出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

    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世界正处在无从预知的混乱中，而这完全是由于人们已经惯于用“政治谎言”为自己牟利所致之后，便不再期盼自己以往的信念在此生可能成为现实。

    倘若不设法让自己置身于有关独裁与恐惧的旧日景象之中，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意义。

    她的政治观点带有某种神秘主义倾向，这使她往往会让自己的盟友与批评者同时感到诧异。

    但这不意味着她的政治观点是语焉不详的“空中楼阁”。

    她的观点是带有强烈诉求的，这种诉求的出发点是保障受压迫者的利益——她希望可以建成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从而矫正当时充满了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

    她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是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处日渐暴露的时代追忆她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

    更关键之处在于，她是个女人，一个拥有卓越口才与斗争意识，同时也被多数“厌女症”患者视作眼中钉的女人。

    更何况她还是个犹太人，一个永远的异乡客。

    她一生都在波兰、瑞士和德国之间颠沛流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不受迫害、真正施展抱负的地方。

    她是为了一个不够理智的信念而献身的。

    卢森堡出生在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小城扎莫什奇，十九岁时为躲避因与地下组织成员接触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她藏在一个老农的破旧马车里，永远地离开了家乡，从此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漂泊。

    而当听说这个犹太女孩打算接受洗礼，与自己的基督徒恋人结婚，并且她的逃亡也完全是因为要躲避家里对这桩婚事的反对时，当地一位热心的天主教神父向她提供了帮助。

     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

    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

    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

    我们不难从那些出自她手的信件、革命宣传册以及报刊文章中理清她的思想轨迹（即使是在服刑期间，她仍然笔耕不辍）。

    “她内心热烈的革命激情熔化了束缚她的枷锁，而她的钢铁意志必然可以让她挣脱那罪恶的牢笼。

    ”她的挚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这样写道，“（集聚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思考与担忧，使得那囚禁她的斗室也显得无比宽阔。

    ”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卢森堡展示了一个被压迫的人，尤其是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可以酝酿怎样卓越而远大的理想图景。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

    "1938年，在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下了这样的名言。

    而对于卢森堡和伍尔芙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即使时空隔开了她们，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她们共同的苦难根源。

    “英国人的法律不接纳我们，并让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长久地拒绝我们。

    ”伍尔芙如是说，“他们视我们女人是国家的耻辱。

    ”尽管卢森堡并没有活到希特勒的时代，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伍尔芙视作她的继承者，因为卢森堡所看重，并隐约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所表现的精神诉求，在伍尔芙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实践对女性地位的强调，并将这种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与反抗民族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然，卢森堡最终还是以其革命活动而闻名的。

    由于她的努力，20世纪初的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成就至今仍有回音，振聋发聩。

    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2011年相继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治浪潮，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罗莎·卢森堡是处在怎样的动荡之下提出这些卓越的思想成果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聚集到街头，以理智或不理智的方式要求着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好像正走在卢森堡和她的同伴们当年走过的那条老路上，等待着这个女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复活，来为他们指明方向。

    “一个月之前，一周之前，三天之前，”埃及作家阿达夫·索埃弗（AhdafSoueif）在《开罗，我的城市，我们的革命》（Cairo,MyCity,OurRevolution）之中这样写道，“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将会发生什么。

    ”而当时同样身在开罗的谷歌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Ghonim）则表示，“（暴动行为）完全是出自于自发自愿的。

    ”这似乎是往昔动荡岁月的翻版——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曾体验过那段时光。

    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那段时光意味着某种脆弱但决绝的紧迫感。

    她深知，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公共空间里面，任何变化都只有在自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卢森堡时常用自己的私人体验来类比政治理论，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以及这背后的坚强意志。

    在这一点上，性别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被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疑，卢森堡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华，而且具有越挫越勇的顽强性格。

    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远见可以穿透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阴霾，看清事物的本质。

    她把自己体验到的阴霾称作是“灵魂的擦伤”，正如我在本书最开始引用的格言，“你可以想象，”她在1898年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写道，“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 2011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

    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

    这几乎会成为每次暴乱的主题。

    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达维（HendBadawi）在参与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

    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

    ” 但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革命”正处于停滞之中。

    今天埃及方面的情况似乎变得不能更糟：由军政府把持的政权正在肆无忌惮地压迫平民。

    我们根本无从确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自己同样无从知晓未来。

    “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动荡期，”记者、国际事务观察者帕特里克·库克伯恩（PatrickCock-burn）写道，“在此之中反动势力将会证明，想要通过联结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同革命本身一样艰难。

    ”而这种负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卢森堡所看重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执着信念，变得更加符合当今的主题。

    当革命初衷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会迅速回归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时，资深评论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Bishara）也注意到了“公平与正义”的意义。

    他呼吁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基于这样两个立场：事情可能会越发糟糕——而这世界又总在变化。

    事实上，革命的特性，在于强迫人们改变对时代的看法，使人们相信“不可发生之事正期待发生，曾经发生之事绝不会重演”。

    这会诱导人们进入“盲目革命乐观主义”的陷阱之中。

    对于观察者，尤其是当权者而言，这种盲目的愿景同样可以成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们只需要证明，未来并不会如想象一样被改造得更美好。

    在诸多恶兆之下，以预言种种可能后果的恐惧散播者们，会把无政府主义的崩盘作为例子，使人们怀疑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们描述一种荒诞可怕的未来，来维持当下的荒诞，从而限制自由的声音。

     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权派。

    在1917年11月24日于布雷斯劳监狱寄给露易莎·考茨基（LuiseKautsky）的信里，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保持”着自己内心那个“年轻女孩”的存在，尽管露易莎此时已经63岁了。

    而当次年5月露易莎前去探望卢森堡时，她内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满的自我搜查”，全部都通过眼神清楚地传递给了卢森堡。

    于是，卢森堡隔着监狱的铁窗鼓励自己的同伴，“我欣赏的恰恰是你内心的不确定性。

    ”对于卢森堡而言，这种通常表现为焦躁不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美德。

    在她同样写于布雷斯劳监狱之中的文章《论俄国革命》中，她强调要“避免利用一些现成的处方来处理人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

    对于卢森堡而言，那些根本性的未知始终占据着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

    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她会尽可能保持爱憎分明，但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会被某种既定的情绪规则所操控。

    而当她面对对手与批评者的指责和挑衅时，她往往会提高自己有关革命信条“不确定性”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应当怎样处理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

    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的原因。

    这同样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她两个身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结，一个是她个人做为女性本身，另一个是做为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公众。

    她是我在这本书里列举的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并且由此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信条与引导。

    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对抗世界的不公，并以自己的宽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鲁和野蛮。

     1870年，卢森堡出生时，她的故乡扎莫什奇已被俄国人占领。

    四岁那年，她全家搬到了华沙——也许她最早的政治经验，便是在这里经历的有关1881年大屠杀的记忆。

    作为非正统犹太人，卢森堡一家既不属于不肯接纳他们的犹太社会，同样也不属于反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社群。

    在年纪尚轻时，卢森堡便已经参与到女性无产阶级运动之中。

    十五岁时，她参与了由当时华沙无产阶级领袖玛利亚·波芙斯泽维奇（MariaBohuszewicz）和她的合作者罗莎莉亚·费尔森哈尔德（RosaliaFelsenhard）一同组织的一次工人暴动（这两位领袖随后双双因这次事件被捕，惨死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途中）。

    由于她“非正统犹太人”的身份，她时常扮演局外人的角色。

    1898年，她以一个年轻女犹太积极分子的身份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尽管她从不把自己看作个犹太人，但她的犹太身份却总会成为外人眼中的标签。

    正像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艾廷格（Elz·bietaEttinger）所说，“她所拥有的身份，在德国眼中始终被看作下等人，经常遭受一种情感上的挑衅。

    ”而在卢森堡身上，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

    随着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让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得到提升时，这种敌意也进一步被加剧了。

    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此时的她“正保留着自己的波兰犹太人身份，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国家，以及一个自己即将鄙夷的政党之中”。

    而男权主义世界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谓“出风头”的女性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

    这一点在卢森堡身上的表现简直堪称范例：维克多·阿德勒管她叫“恶毒的婊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则称她的言论是“卑鄙女人喷出的毒物”（这两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除了是女人和犹太人，小时候经历的一次误诊，还让她成了跛子。

    她从没谈论过这件事，除了在自己著名的小册子《尤尼乌斯》（Junius）中，“也许”对此有所提及——这本小册子写于她服刑期间，是以偷运的方式送出监狱，随后匿名出版的。

    她在书中指责战争减少了劳动人口时这样写道——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残疾人”都不得不担负起重体力劳动的责任。

    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她或许是在为“日后的自己”发声——这三个词在若干年后，都将指向她自己。

    卢森堡是从不屈服的，当1914年她因煽动反战游行而遭逮捕，并被执行“庭外审判”时，她抗议道：“当一桩可怕的暴行发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

    而我这样一个女人却因为说出了真相而被审判，简直毫无道理。

    ”用当时的检察官的话说，她是对自己的“无家可归”感到骄傲。

    她无法，更不愿在这样的黑夜中隐藏自己的光芒。

    而她微妙的处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出路问题，尤其是将一种新型的话语置于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条件。

    这正是我希望证明并长期以来坚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

    正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身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 什么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也许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会证实，女性的特质（同时参考过往的经验），往往能克制或驱动她们在那样的时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些经由卢森堡思考的提议，通常会达成某种极限：“近乎于夸张”的或“触及界限”的——在她给约吉谢斯的信里，这两个短语也被看成自己的口号。

    “我们正处在一个狂乱的时刻，“1906年，她同样是在一封写于华沙监狱（她的这一次入狱是由于推翻独裁政府的计划暴露）给考茨基夫妇的信里提到，“‘一切存在都应当灭亡’。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样，革命的危险之处，在于没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后，会有什么幸存下来。

    可在卢森堡眼中，这种危险却同样是“激动人心之物”。

    “革命是高尚的，”在来自1906年的信件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

    ” 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卢森堡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

    在华沙，她曾与十三个政治犯一道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身心备受摧残。

    但磨难从未损耗她的热情。

    “我的内心情绪，”在列举了自己于被囚禁过程中所遭受的侮辱之后，她却心平气和地写道，“永远都不会因此而沮丧气馁。

    ”而在1916年1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写给玛蒂尔达·乌尔姆（MathildeWurm）的信里，她说当一个人身处苦难中时，“务必要保证人格的完整性，这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而这，”她又强调，“要依赖于保持坚定、纯洁和乐观，正确的乐观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为咆哮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

    ”但对于卢森堡来说，群体中的“坚定”往往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盲从，进而成为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品质。

    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她承认这种保持人格完整的“处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时才会有效。

    然而能量和热忱终究是关键。

    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致意：“那个瘦小脆弱的罗莎，已经拥有了充沛的能量，足以应付一切挑战。

    ”“热忱连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成为自己的路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卢森堡或许可以作为“因信称义”的代表，因为她的渴望与勇气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与卓越，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尽管信仰总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得“不合时宜”）。

    我斗胆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森堡这样游走于刀锋之上，只为享受革命信仰带来的荣耀。

     在卢森堡遇害两年后，蔡特金访问苏联归来。

    在列宁的建议下，她决定要整理卢森堡的遗作，并尝试出版它们。

    尽管卢森堡有一些“错误”，但在列宁眼中，她依旧是出色的“革命之鹰”。

    蔡特金原本被叮嘱要销毁她最著名的手稿《论俄国革命》（无法确定这份指令是来自列宁本人，还是其他苏共政治局成员），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出版了。

    这份手稿，卢森堡写于自己的单人牢房，而她始终将牢狱生涯看成独自思考革命或是个人问题的好机会。

    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

    ［1921年她的《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李卜克内西（SophieLiebknecht）整理出版。

    ］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

    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利维（PaulLevi）（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

    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版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1]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

     事实上，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时机选择是大加赞赏的。

    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她对战争的憎恶是相伴而生的。

    在《论俄国革命》的开篇，她写道，“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持久的影响，很好地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

    ”通常来说，卢森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发觉自己所在的政党最终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开始倒向支持战争的一方势力之时。

    这显然使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根据蔡特金的记录，她与卢森堡在那段时间里都曾认真地计划过自杀。

    显然，为了避免成为战争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时候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

    作为对德国社民党背叛革命路线的回应，卢森堡以她惯有的犀利反讽，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改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全世界的工人会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但当战争爆发，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对方的喉咙！”俄国革命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并且揭露了社民党对于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虚伪的和谈条约。

    这同时也拷问了德国乃至整个以“现代化”“文明”“先进”自居的欧洲大陆，在革命问题上是否需要向他们眼中“落后的俄国”学习。

    正因为如此，“讲真话的卢森堡”才会成为众多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其中尤以那些来自社民党同僚的攻击为甚。

    由于卢森堡从不掩饰对俄国人的革命路线的赞赏，以及由此阐发的对于社民党自身的批判，她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

    对于自己那些狂热的昔日同志基于民族主义而宣扬的“勿忘逝者之耻”，希望借此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行为，卢森堡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斥责为一种“杀戮教唆”。

     这同样是属于她的思想特质，同时也是她一种独特的贡献：她对革命的热爱并未经由批判性的调和而变得模棱两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于激情。

    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提出的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分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关给农民进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担心过于简单的配给制度会导致新一轮的土地私有化危机），以及革命后俄国的民族自决[2]。

    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对于之前处于极端受压迫出境的俄国人，他们可能由于解除了枷锁而滋生的自豪感同样也是危险的。

    就像她自己亲眼见证的，这种民族情绪只能导致国民的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严重的排外性危机，甚至是战争的再度爆发。

    但贯穿这一危机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基础的，始终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对平民的“善意”也有所彰显：她认为这种关联性，是由于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利用（这不啻她的又一次伟大预言）。

    她曾在自己于1905年关于大罢工的文章里劝告列宁：“革命中不应有任何权威者存在。

    ”更著名，同时也更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1904年指责列宁，正在“为守夜人的国度培养一群无脑的好人”。

    而当她的《论俄国革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时，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同时在人们的心灵层面着手改造”的论断，其中的深意才被人们真正理解。

    但由于抓住了革命的时机，同时也很出色地领导了革命，列宁还是赢得了卢森堡长久的青睐。

    她的批评建议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时常会面，并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

    但在革命问题上，她却从不给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

    在她看来，列宁的某些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的革命手段。

    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这种争论，也许只有在这一时期的苏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绝不能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当时德国并没有一位像列宁这样有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足够理智的政党，可以确保革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

    卢森堡也深知这一点。

    她从未拥有任何权力——她只是自己的领导者。

    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权力以及权力的后果。

    正如女权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权威往往会陷入对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

    但卢森堡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得·奈德尔（PeterNettl）所写，“她从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过权力”。

     筹办和进行国民代表大会，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所醉心的一部重头戏。

    但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伴随的权力获得，人们开始对它并没有那么热衷了。

    而民主的冒险性在于，它往往会导致一种“多人合作的错误结果”。

    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选举，那些“农民选民”统统都回归到了民粹派[3]和克伦斯基[4](NarodnikandKerensky)的阵营，而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及公民大会的支持者也进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后是受到限制的。

    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权力中心，同样有悖于工人委员会参与政治的初衷。

    卢森堡承认议会制的价值，但她同样认为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于民主是一种损失和背叛，甚至隐藏着令民主流产的危机。

    她援引托洛茨基的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有关民主实践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允许的，”而她接着又补充，“于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也同样是荒谬的。

    ”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这便是偶像必须被禁止的原因）。

    在1907年一场斯大林在场的公开演讲中，她描述了一种对《共产党宣言》的盲目崇拜：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伟大思想。

    而在某些时刻，她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一丁点新鲜的微风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

    她始终坚持，在不平等漫延的时刻，普遍民主不过是个幌子。

    那样的处境中并没有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半点存在。

    她那不可妥协的政治目标也强调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

    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

    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与代表制中的“代表”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成长的。

    而托洛茨基的决定，显然瓦解了这种可能。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决定往往是预示政治局面即将要走向崩溃的丧钟。

    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定格，使人民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地”，就像是星空图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样子。

    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

    革命的规律与天体运行在很多方面是极相似的。

    卢森堡同时也是善用比喻的语言艺术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她描述一只在她牢房窗外飞翔的燕子，那抖动的翅膀好像是“将天空的蓝色绸缎剪成了碎片”。

    这种去政治化的的“革命诗情”，在她的文字里屡见不鲜。

     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要倾向无政府主义。

    事实上，所谓的革命，恰恰是包含在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清算”之中的。

    卢森堡本人更倾向于选举制及代表议会制的政府组织形式。

    她的要求是十分具体的：人民要有出版自由，以及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力（这往往会被一个政权以防止对立者产生为由而禁止）。

    倘若不然，她坚称，将势必会导致公共生活遭到侵犯，“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陷入沉睡之中。

    ”卢森堡认为，真实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作为学习场所的公共生活”本身。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教育形式。

    1905年的工人大罢工，不仅仅为俄国日后的革命做好了思想基础的准备，同样也为“活动本身提供了自省的契机”。

    其实，卢森堡在1902年投身到对妇女投票权的争取运动中时，便已经意识到人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尚且是不充足的，他们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似乎没有什么比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更好的方式，来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 同样地，由于这种“学习能力”，卢森堡同样意识到，政治的走向必然会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卢森堡有关政治自发性的理论是十分出名的，但也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

    在我看来，卢森堡始终坚持认为的是政治参与的空前性与不可预知，而这必然需要被领导者纳入考量范畴，从而应对在革命完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也正是她的理论为何往往会在政治团体的统治出现问题时被重新提及的原因）。

    但对于批评者来说，卢森堡似乎“走得太远了”，她允许了自发性，就意味着允许人民的心智发展，鼓励人们的认识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时的状况，而这同样意味着已完成的革命，还需要“容纳人民的个人意志”。

    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个人意志是无法被预测的。

    我们将怎样迎接一个以无边界的个人意志为核心，存有潜在巨变可能的政治进程呢？用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的话说，如果“我们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考机制，将一切都纳入到可变的范畴中”，结果会怎样呢？这同样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深远的启发——阿伦特所强调的“新开始”，确实是受惠于卢森堡的：“毁坏个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

    ”“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已经悬置上千年的古老问题，”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有经验可以矫正道路，打开全新的局面。

    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兴创作，将政治引向人类创造力的领域，它才能自发克服所有错误的企图。

    ”而民主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它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

    “在极权国家，你永远不知道错误在何时何地发生，”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但在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犯了错，违背了意愿，它很快就会被推上表面。

    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