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
关灯
小
中
大
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
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
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
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
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
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
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
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摩擦”（friction）。
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
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来避免损失。
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
她始终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
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andr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
”（坚定与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创造。
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
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
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
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 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延伸至无穷远的。
1917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中心。
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凌球）的主意——“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探讨问题”（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
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
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
我们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
她未完的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
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
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
而打破彼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由于资本的传播日益变得“失去控制”，“毫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它也可能会成为人们回到帝制时代的某种预兆。
它毁坏了所有非资本形式的联结，为不断膨胀的资本影响提供了一种庞大而畸形的映射。
而如何应对这种状况也被卢森堡看作革命任务的核心。
其实马克思本人已经对这不断膨胀的资本进行过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国际贸易的部分。
但相比卢森堡，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的累积——它们显然无法实现内部消化——这一问题给出足够清晰的解答。
而卢森堡则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于在学校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资本积累论》中论证了“资本的发展，必然是以有计划地破坏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非资本化社会单元为前提的”。
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它暴力的影子。
任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无法逃脱它的侵袭”。
卢森堡并未对过分理想化的“非资本社会”抱有幻想，尤其对“原始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
尽管许多社会问题会被人们用“不公平”一言以蔽之，但卢森堡却对它们进行了区分。
在她看来，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
她将印加与斯巴达作为自己讨论“军国主义”的例证，而军国主义是她阐释世界“基本暴力”的钥匙（她也因此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无比厌恶）。
她在一篇有关奴役制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高高在上的支配权力，将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发生进一步加剧。
”但她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又写道，这种看似秩序森严、以原始征服为手段的社会形态，一旦遭遇“欧洲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便会土崩瓦解。
对于旧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种遭遇致命且普遍，并且显然是概莫能外的演进方式”［这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思想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Klein）］。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
尽管旧秩序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丝毫动摇。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
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不久经历的“次贷危机”那样。
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6]争论的焦点。
这也是1898年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
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
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都找错了重点。
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
恰恰是由于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
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往往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的能力。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
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也不只是失败）。
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
1902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一个人。
”“在消失城市的废墟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人已经抵达——那还是人类自己。
”正所谓天怒人怨。
在卢森堡看来，这场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
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1年埃及骚乱而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随者贝尔托·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7]。
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
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
卢森堡谈论了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束缚。
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
卢森堡在19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
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
”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这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这大概也是她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
尽管她最初并不愿意从事在党校教书的工作，但后来她发觉，这份工作是她一生里最具创造力的活动（这同样促成了她多部重要作品的问世）。
教育，尤其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对暴政最强有力的反驳。
她曾在波兰接受过短暂的人文教育，那时有关革命的文章已经只能以走私的方式从俄国偷运过来，而人文学科的教育也大多只能转入地下（而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被孤立与经受的威胁有所警惕）。
对此，她的传记作者艾廷格写道，这意味着人文教育获得了一种使人在“精神意义上幸存”的功效。
“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学生都清楚，”在1908年的纽伦堡，卢森堡在一场关于柏林学校的讲演中强调，“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早已完备的理论，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持续学习，直到终老。
”政治也可以作为一种始终持续的学习行为。
学习将会为革命增添色彩，终结大众那无法自我控制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保守的政客会选择大幅削减人文学科教育投入的原因——也许他们都曾仔细研读过罗莎·卢森堡。
或许卢森堡从未有意成为革命伟人，她只想做一个革命理念的传播者。
她曾阐明，这世上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声称工人大众根本无法驾驭“精神生活”。
而这种理念的后果，其实与制造了无数死亡的战争并无二致——它蒙蔽了大众，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精神黑暗”。
也许甚至正是某种理念的“分析专家”在“以非凡创造力下的实验手段，制造了大众之间自发的阶级斗争”，卢森堡在1904年有关列宁的批评中指出，“而无意识者总能胜过那些神智清醒的人”。
这并非纯粹意义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尽管她使用的术语“无意识”（dasUnbewuβte）来自弗洛伊德］。
通过描写这种无意识，卢森堡实际上是希望阐明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
而历史往往被掩盖在政治现实之下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这也正是对政治势力与智识对立的解释。
但格奥尔格·卢卡奇却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可靠的政党可以成为知识与真相的提供者——这是他与卢森堡最大的分歧。
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
正如她在1899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
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
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
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 ※ 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
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莱辛（Lessing）。
在卢森堡1907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
在2011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
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
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
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
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
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
事实上，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
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
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
“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
”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
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
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8]，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
”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
”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
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
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
”“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
”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
”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
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
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
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
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
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
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
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
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
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
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
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
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
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9]，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
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
”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
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
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
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
如果可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
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
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
当她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
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的。
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
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
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
“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种被诅咒的渴望。
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
”这里没有任何隐喻。
1917年，她写信给索尼亚·李卜克内西（SonjaLiebknecht）：“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
”“没有任何人，”在给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多快乐的可能。
”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内心灵动、思想自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
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进了1898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
“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
”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
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
“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
”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
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
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
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
“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
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
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
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
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
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
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
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
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
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
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
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
”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
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
”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
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
”“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
”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
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
它使人人得其所。
“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
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的”。
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
”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
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
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
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
”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
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
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
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
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
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
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为什么，”卢森堡在1907年写给克斯特亚·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
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
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
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驱使她“投入”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
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
这或许也是卢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Haunting）和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守夜人”）。
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会被光明淹没。
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
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制的部分。
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
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左翼人士经常会争论“黑暗而脆弱的心灵
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
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
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
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
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
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
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摩擦”（friction）。
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
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来避免损失。
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
她始终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
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andr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
”（坚定与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创造。
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
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
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
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 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延伸至无穷远的。
1917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中心。
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凌球）的主意——“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探讨问题”（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
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
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
我们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
她未完的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
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
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
而打破彼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由于资本的传播日益变得“失去控制”，“毫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它也可能会成为人们回到帝制时代的某种预兆。
它毁坏了所有非资本形式的联结，为不断膨胀的资本影响提供了一种庞大而畸形的映射。
而如何应对这种状况也被卢森堡看作革命任务的核心。
其实马克思本人已经对这不断膨胀的资本进行过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国际贸易的部分。
但相比卢森堡，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的累积——它们显然无法实现内部消化——这一问题给出足够清晰的解答。
而卢森堡则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于在学校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资本积累论》中论证了“资本的发展，必然是以有计划地破坏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非资本化社会单元为前提的”。
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它暴力的影子。
任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无法逃脱它的侵袭”。
卢森堡并未对过分理想化的“非资本社会”抱有幻想，尤其对“原始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
尽管许多社会问题会被人们用“不公平”一言以蔽之，但卢森堡却对它们进行了区分。
在她看来，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
她将印加与斯巴达作为自己讨论“军国主义”的例证，而军国主义是她阐释世界“基本暴力”的钥匙（她也因此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无比厌恶）。
她在一篇有关奴役制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高高在上的支配权力，将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发生进一步加剧。
”但她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又写道，这种看似秩序森严、以原始征服为手段的社会形态，一旦遭遇“欧洲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便会土崩瓦解。
对于旧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种遭遇致命且普遍，并且显然是概莫能外的演进方式”［这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思想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Klein）］。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
尽管旧秩序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丝毫动摇。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
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不久经历的“次贷危机”那样。
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6]争论的焦点。
这也是1898年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
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
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都找错了重点。
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
恰恰是由于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
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往往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的能力。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
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也不只是失败）。
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
1902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一个人。
”“在消失城市的废墟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人已经抵达——那还是人类自己。
”正所谓天怒人怨。
在卢森堡看来，这场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
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1年埃及骚乱而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随者贝尔托·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7]。
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
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
卢森堡谈论了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束缚。
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
卢森堡在19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
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
”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这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这大概也是她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
尽管她最初并不愿意从事在党校教书的工作，但后来她发觉，这份工作是她一生里最具创造力的活动（这同样促成了她多部重要作品的问世）。
教育，尤其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对暴政最强有力的反驳。
她曾在波兰接受过短暂的人文教育，那时有关革命的文章已经只能以走私的方式从俄国偷运过来，而人文学科的教育也大多只能转入地下（而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被孤立与经受的威胁有所警惕）。
对此，她的传记作者艾廷格写道，这意味着人文教育获得了一种使人在“精神意义上幸存”的功效。
“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学生都清楚，”在1908年的纽伦堡，卢森堡在一场关于柏林学校的讲演中强调，“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早已完备的理论，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持续学习，直到终老。
”政治也可以作为一种始终持续的学习行为。
学习将会为革命增添色彩，终结大众那无法自我控制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保守的政客会选择大幅削减人文学科教育投入的原因——也许他们都曾仔细研读过罗莎·卢森堡。
或许卢森堡从未有意成为革命伟人，她只想做一个革命理念的传播者。
她曾阐明，这世上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声称工人大众根本无法驾驭“精神生活”。
而这种理念的后果，其实与制造了无数死亡的战争并无二致——它蒙蔽了大众，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精神黑暗”。
也许甚至正是某种理念的“分析专家”在“以非凡创造力下的实验手段，制造了大众之间自发的阶级斗争”，卢森堡在1904年有关列宁的批评中指出，“而无意识者总能胜过那些神智清醒的人”。
这并非纯粹意义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尽管她使用的术语“无意识”（dasUnbewuβte）来自弗洛伊德］。
通过描写这种无意识，卢森堡实际上是希望阐明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
而历史往往被掩盖在政治现实之下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这也正是对政治势力与智识对立的解释。
但格奥尔格·卢卡奇却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可靠的政党可以成为知识与真相的提供者——这是他与卢森堡最大的分歧。
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
正如她在1899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
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
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
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 ※ 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
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莱辛（Lessing）。
在卢森堡1907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
在2011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
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
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
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
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
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
事实上，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
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
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
“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
”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
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
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8]，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
”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
”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
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
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
”“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
”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
”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
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
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
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
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
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
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
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
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
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
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
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
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
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9]，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
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
”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
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
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
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
如果可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
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
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
当她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
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的。
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
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
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
“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种被诅咒的渴望。
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
”这里没有任何隐喻。
1917年，她写信给索尼亚·李卜克内西（SonjaLiebknecht）：“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
”“没有任何人，”在给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多快乐的可能。
”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内心灵动、思想自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
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进了1898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
“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
”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
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
“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
”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
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
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
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
“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
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
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
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
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
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
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
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
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
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
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
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
”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
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
”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
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
”“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
”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
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
它使人人得其所。
“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
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的”。
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
”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
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
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
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
”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
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
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
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
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
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
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为什么，”卢森堡在1907年写给克斯特亚·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
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
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
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驱使她“投入”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
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
这或许也是卢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Haunting）和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守夜人”）。
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会被光明淹没。
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
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制的部分。
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
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左翼人士经常会争论“黑暗而脆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