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高到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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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发生时，我是杭州高中三年级学生。
上海“八·一三”抗战枪声打响，因杭州邻近上海，杭高就迁到金华锁园乡下上课。
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直取沪、宁杭地区，杭州迅即沦陷。
杭高师生很大一部份是浙西人，杭、嘉、湖地区失陷后，师生走散很多。
杭高在锁园举行了学期考试，宣布解散。
无家可归的师生，随学校留守处共进退。
我和郑士峰同学都是浙东人，虽然家乡还未沦陷，但眼看日军沿浙赣路南下，来势汹汹，一旦浙赣路沦入敌手，浙东恐将成为敌占区。
我们回家很可能落入日本人手中，就决定流亡西行，去后方找出路。
我们以为：我们身强力壮，即使到后方找不到工作，就是当一名码头工人或黄包车夫，也比回家当顺民强些。
所以我们两人就合带一床铺盖，一只箱子，于1937年12月28日离锁园抗高，到金华乘上难民车西行。
我们本来想先到南昌再说。
但我们坐的这趟车是运弹药的军车，要开往长沙。
当火车到向塘时，押车人员要我们下车，我们觉得能跑远些当然更好些，所以就一车坐到长沙。
我们是1938年1月2日到达长沙的。
下车以后，举目无亲，只好先找个小旅馆住下。
那时，长沙小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带住五角钱，一天三餐干饭。
我们是穷学生，没有带多少钱，两个人过一天就要一元钱，令人焦急。
我们整天在街上转，碰到很多流亡学生，知道长沙的中小学都放寒假了，教室里住有流亡学生，我们也去骧道中学借住。
后来又知道湖南省的难民救济处接待流亡学生登记，每天发给两角钱生活费。
我们去登记后，每天领两毛钱，上午买一毛钱烧饼，下午买一毛钱山芋，勉强吃饱肚子。
因为流亡学生和难民很多，我们一时找不到工作。
就在这时候，由于日军大举南侵，战区相继扩大，向西部流亡的中小学日渐增多。
中央教育部为挽救流亡他乡的青年学生，并使他们能继续学习，决定在河南、四川、贵州、陕西四省办四所临时中学，收容从战区流亡出来的中学师生。
长沙也成立了教育部战区员生登记处。
我们知道了这个喜讯，高兴得不可言状，就去登记处登记，并每天仍向省难民救济处领两毛钱生活费。
由于到长沙的流亡学生和难民越来越多，难民救济处在南正街借到一幢未开张的百货公司的新房子作为难民收容所，供难民住宿，还免费供应伙食。
并规定凡不住入为难民收容所的流亡学生，不再每天发两毛钱了。
绝大部份的流亡学生身边都有一些钱，所以仍旧住在亲友家或借住在中小学校里，每天不领救济费了。
只有我和郑士峰是真的穷学生，不得已就搬进难民收容
上海“八·一三”抗战枪声打响，因杭州邻近上海，杭高就迁到金华锁园乡下上课。
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直取沪、宁杭地区，杭州迅即沦陷。
杭高师生很大一部份是浙西人，杭、嘉、湖地区失陷后，师生走散很多。
杭高在锁园举行了学期考试，宣布解散。
无家可归的师生，随学校留守处共进退。
我和郑士峰同学都是浙东人，虽然家乡还未沦陷，但眼看日军沿浙赣路南下，来势汹汹，一旦浙赣路沦入敌手，浙东恐将成为敌占区。
我们回家很可能落入日本人手中，就决定流亡西行，去后方找出路。
我们以为：我们身强力壮，即使到后方找不到工作，就是当一名码头工人或黄包车夫，也比回家当顺民强些。
所以我们两人就合带一床铺盖，一只箱子，于1937年12月28日离锁园抗高，到金华乘上难民车西行。
我们本来想先到南昌再说。
但我们坐的这趟车是运弹药的军车，要开往长沙。
当火车到向塘时，押车人员要我们下车，我们觉得能跑远些当然更好些，所以就一车坐到长沙。
我们是1938年1月2日到达长沙的。
下车以后，举目无亲，只好先找个小旅馆住下。
那时，长沙小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带住五角钱，一天三餐干饭。
我们是穷学生，没有带多少钱，两个人过一天就要一元钱，令人焦急。
我们整天在街上转，碰到很多流亡学生，知道长沙的中小学都放寒假了，教室里住有流亡学生，我们也去骧道中学借住。
后来又知道湖南省的难民救济处接待流亡学生登记，每天发给两角钱生活费。
我们去登记后，每天领两毛钱，上午买一毛钱烧饼，下午买一毛钱山芋，勉强吃饱肚子。
因为流亡学生和难民很多，我们一时找不到工作。
就在这时候，由于日军大举南侵，战区相继扩大，向西部流亡的中小学日渐增多。
中央教育部为挽救流亡他乡的青年学生，并使他们能继续学习，决定在河南、四川、贵州、陕西四省办四所临时中学，收容从战区流亡出来的中学师生。
长沙也成立了教育部战区员生登记处。
我们知道了这个喜讯，高兴得不可言状，就去登记处登记，并每天仍向省难民救济处领两毛钱生活费。
由于到长沙的流亡学生和难民越来越多，难民救济处在南正街借到一幢未开张的百货公司的新房子作为难民收容所，供难民住宿，还免费供应伙食。
并规定凡不住入为难民收容所的流亡学生，不再每天发两毛钱了。
绝大部份的流亡学生身边都有一些钱，所以仍旧住在亲友家或借住在中小学校里，每天不领救济费了。
只有我和郑士峰是真的穷学生，不得已就搬进难民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