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区到铜仁的经过
关灯
小
中
大
鲁金城
我是河南省开封市人。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才12岁。
1938年6月，战火烧到古城开封（当时河南省会）。
日本侵略者烧杀残忍的暴行早已传遍全国，能逃走的人都早跑了，开封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由于家贫，我当时在开封市救济院上小学，在这厄运就要降临之际，幸运之神来到我们这群贫苦无依的儿童身边。
由爱国华侨出资，国民政府派人组建了教养院，收容战区的难童到大后方进行教养。
我记得那是在1938年6月4日，开封正处在阴雨中，隆隆的炮声清晰可闻。
当天上午，有两个约30岁的青年人，来到我们救济院。
一个姓潘，一个姓马，后来才听说那个姓马的叫马拱，他是当时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马超骏的侄子。
他动员我们这些孩子南逃。
就在他讲话时，炮声和他的讲话声混在一起。
本来定第二天上午走的，这样还有半天的准备时间，哪知战火形势逼人，来不及第二天上午走了，就在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人们正在入睡，突然哨声响了，接着就听有人喊：“报名南逃的现在就要走了，要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们这些少年孩子，大的不过15—16岁，小的才6—7岁，更小的才2—3岁还抱在母亲怀里哩！我们睡眼朦胧，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跟着看不清的人群黑影，随着呼叫声，快步走去。
由于阴雨，也没有照明的灯火，有时偶然看见手电的闪光，也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身着单薄的衣服，没有任何行装，就随“大流”走出了救济院。
当时虽然开封是河南省会所在地，但是大部份街道多是土路，逢天阴下雨，稀泥烂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泥浆，冒着蒙蒙细雨，走向南关火车站。
这时国军已大部份向郑州方向撤离，南关的城门半开半掩，似有人或无人把守。
到了南关火车站，有一列国军撤退的火车，也可能是最后一趟火车了。
车头是大闷罐，除了军队人员外，其他人是不能上车的。
那个姓马的领队因持有特别文件，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小孩子，少数妇女抱着2—3岁的小孩，穿的破破烂烂，上车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经交涉后就让上车啦。
上车后迷迷糊糊，不知停了多久就开车了，就这样离开了我童年生活的故乡。
车开得非常慢，走走停停，像是摸索着前进。
在行车途中还推下了两个来路不明混上车的青壮军人。
第二天早上总算到了郑州。
按一般情况，从开封到郑州才70多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次可能走了三四个小时。
在郑州停留约2—3天。
后来听说我们走后第二天（6月5、6日）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才12岁。
1938年6月，战火烧到古城开封（当时河南省会）。
日本侵略者烧杀残忍的暴行早已传遍全国，能逃走的人都早跑了，开封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由于家贫，我当时在开封市救济院上小学，在这厄运就要降临之际，幸运之神来到我们这群贫苦无依的儿童身边。
由爱国华侨出资，国民政府派人组建了教养院，收容战区的难童到大后方进行教养。
我记得那是在1938年6月4日，开封正处在阴雨中，隆隆的炮声清晰可闻。
当天上午，有两个约30岁的青年人，来到我们救济院。
一个姓潘，一个姓马，后来才听说那个姓马的叫马拱，他是当时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马超骏的侄子。
他动员我们这些孩子南逃。
就在他讲话时，炮声和他的讲话声混在一起。
本来定第二天上午走的，这样还有半天的准备时间，哪知战火形势逼人，来不及第二天上午走了，就在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人们正在入睡，突然哨声响了，接着就听有人喊：“报名南逃的现在就要走了，要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们这些少年孩子，大的不过15—16岁，小的才6—7岁，更小的才2—3岁还抱在母亲怀里哩！我们睡眼朦胧，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跟着看不清的人群黑影，随着呼叫声，快步走去。
由于阴雨，也没有照明的灯火，有时偶然看见手电的闪光，也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身着单薄的衣服，没有任何行装，就随“大流”走出了救济院。
当时虽然开封是河南省会所在地，但是大部份街道多是土路，逢天阴下雨，稀泥烂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泥浆，冒着蒙蒙细雨，走向南关火车站。
这时国军已大部份向郑州方向撤离，南关的城门半开半掩，似有人或无人把守。
到了南关火车站，有一列国军撤退的火车，也可能是最后一趟火车了。
车头是大闷罐，除了军队人员外，其他人是不能上车的。
那个姓马的领队因持有特别文件，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小孩子，少数妇女抱着2—3岁的小孩，穿的破破烂烂，上车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经交涉后就让上车啦。
上车后迷迷糊糊，不知停了多久就开车了，就这样离开了我童年生活的故乡。
车开得非常慢，走走停停，像是摸索着前进。
在行车途中还推下了两个来路不明混上车的青壮军人。
第二天早上总算到了郑州。
按一般情况，从开封到郑州才70多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次可能走了三四个小时。
在郑州停留约2—3天。
后来听说我们走后第二天（6月5、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