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区到铜仁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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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就沦陷了。
为了阻挡日军向武汉、西安推进，于6月12日在郑州中牟等处炸开了黄河大堤，滚滚黄河水既阻挡了日军的推进，却又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
当时由于年纪尚小，没有体会到离乡背井之滋味，一旦离开父母家乡，就产生了思亲思乡之情。
这也没有办法，只得跟随收容的人员及逃难的人群走。
当时传说：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吃饭喝水放点家乡的土就不会水土不服了。
所以在郑州时暗暗地弄几把郑州的土装在破衣口袋里，哪知由于颠簸走动，到汉口时带的家乡土都撒光了，心中很是惋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昧无知。
从郑州搭火车驶向汉口，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军车来来往往，也有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兵。
在火车上的生活是够困难的，吃饭睡觉没有定时。
小便只能站在火车门口，别人得拉着你的身子防从行走的车上掉下来。
大便就更困难了，车一停下来，首要任务就是大小便。
一听火车头叫声，不管大小便完不完，都得急忙上车。
由于我们是向后方逃难的难民车，这种车最不吃香，见车就得让路，所以走走停停也不知道从郑州到汉口走了多长时间。
武汉当时是抗日军、政、商业、交通运输的枢纽，军人、商人、难民、流亡学生、伤兵员、难童……等都云集在这里。
我们这些从战区和沦陷区收容来的难童在武汉集中后，分批分组向西南大后方疏散。
我们多天不洗澡，衣服破烂，在汉口首先搞个人卫生。
为了防止传染病发生，要打预防针，小男孩一律剃光头，妇女一律剪短发，对妇女来讲，剪成短发也是一场“革命”，不少人剪成短发后流了眼泪。
我们难童穿的衣服都是募捐来的，所以衣服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五颜六色。
但当时我们年纪小，所以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困难的是穿草鞋，因为北方人从来没有穿草鞋的习惯，所以鞋带系得紧时勒脚，疼得受不了，系得松时又易滑脱，还易磨泡，干脆光脚走路方便。
我们被分批送上轮船或拖轮的大木船，每批400至500人，每船约100多人。
从汉口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常德。
因为从常德再向上这些大船已不能逆流而上了，所以在常德上岸，重新编组、编班。
然后改乘较小的木船，每船约20～30人为一个班，由一个老师负责。
一个班，由常德经桃源、沅陵到达泸溪。
这段水路，水流急时由船工拉纤，水平稳时就划桨。
到泸溪以后弃船走路，十岁左右的难童就步行，年纪小的或身体弱的、有病的就改乘汽车了。
我当时被编到步行班组内，由于年龄小没有走惯山路，每天只能行40～5
为了阻挡日军向武汉、西安推进，于6月12日在郑州中牟等处炸开了黄河大堤，滚滚黄河水既阻挡了日军的推进，却又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
当时由于年纪尚小，没有体会到离乡背井之滋味，一旦离开父母家乡，就产生了思亲思乡之情。
这也没有办法，只得跟随收容的人员及逃难的人群走。
当时传说：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吃饭喝水放点家乡的土就不会水土不服了。
所以在郑州时暗暗地弄几把郑州的土装在破衣口袋里，哪知由于颠簸走动，到汉口时带的家乡土都撒光了，心中很是惋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昧无知。
从郑州搭火车驶向汉口，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军车来来往往，也有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兵。
在火车上的生活是够困难的，吃饭睡觉没有定时。
小便只能站在火车门口，别人得拉着你的身子防从行走的车上掉下来。
大便就更困难了，车一停下来，首要任务就是大小便。
一听火车头叫声，不管大小便完不完，都得急忙上车。
由于我们是向后方逃难的难民车，这种车最不吃香，见车就得让路，所以走走停停也不知道从郑州到汉口走了多长时间。
武汉当时是抗日军、政、商业、交通运输的枢纽，军人、商人、难民、流亡学生、伤兵员、难童……等都云集在这里。
我们这些从战区和沦陷区收容来的难童在武汉集中后，分批分组向西南大后方疏散。
我们多天不洗澡，衣服破烂，在汉口首先搞个人卫生。
为了防止传染病发生，要打预防针，小男孩一律剃光头，妇女一律剪短发，对妇女来讲，剪成短发也是一场“革命”，不少人剪成短发后流了眼泪。
我们难童穿的衣服都是募捐来的，所以衣服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五颜六色。
但当时我们年纪小，所以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困难的是穿草鞋，因为北方人从来没有穿草鞋的习惯，所以鞋带系得紧时勒脚，疼得受不了，系得松时又易滑脱，还易磨泡，干脆光脚走路方便。
我们被分批送上轮船或拖轮的大木船，每批400至500人，每船约100多人。
从汉口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常德。
因为从常德再向上这些大船已不能逆流而上了，所以在常德上岸，重新编组、编班。
然后改乘较小的木船，每船约20～30人为一个班，由一个老师负责。
一个班，由常德经桃源、沅陵到达泸溪。
这段水路，水流急时由船工拉纤，水平稳时就划桨。
到泸溪以后弃船走路，十岁左右的难童就步行，年纪小的或身体弱的、有病的就改乘汽车了。
我当时被编到步行班组内，由于年龄小没有走惯山路，每天只能行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