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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做了些什么?”她说。
她的嗓音与刚才截然不同,有点莫名的嘶哑。
“做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怎么了?” “别撒谎了,菲利普,你知道怎么了。
” 我站在炉前,手足无措,眼睛乱转,不敢看那双充满责备和疑问的眼睛。
“你去派林了,”她说,“你今天骑马去找你的监护人了。
” 她说得对,我真是无可救药,无用之极,连个谎都撒不了,无论怎么说,在她面前我就是这样。
“也许是你说的那样,”我说,“那又怎么样?” “你让他写的这封信?”她说。
“不是的,”我说,显然有些理亏,“我没做过这种事,是他主动写的。
当时,有些事需要商量,我们谈到一些法律事务时,他便写了这封信,而且⋯⋯” “而且你告诉他你的表姐瑞秋要去教意大利语,是这么回事吧?”她说。
我觉得忽冷忽热,浑身不自在。
“不全是。
”我说。
“你当然明白,我当时这么说只是在跟你开玩笑。
”她说,可她如果当时只是在开玩笑,干吗这会儿非得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不明白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她说,“你让我感到莫大的羞辱。
”她走到窗前,背对我站着,“如果你想羞辱我,”她说,“上帝作证,你达到目的了。
” “我不明白。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傲慢?” “傲慢?”她转过身,乌黑的大眼睛愤愤地看着我,“你怎么敢说我傲慢?”她说。
我注视着她,感到十分愕然,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人,瞬间就发这么大脾气。
接着,令我自己大为吃惊的是,我的紧张感一扫而空,竟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我就是要说你傲慢,”我说,“这还不够,我要说你简直是傲慢无理,被羞辱的不是你,而是我。
你不是在开玩笑,当你说到教意大利语的事时,你的话是那么的干脆,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你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你就那么想的。
” “就算我是那个意思,”她说,“教意大利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耻辱的呢?” “对一般人来说,这没什么,”我说,“但你这样,就不一样。
安布鲁斯・艾什利夫人教意大利语就是耻辱,这给她的丈夫蒙羞,他因为疏忽没有在遗嘱中对她有所安排,而我,菲利普・艾什利,他的继承人,不允许这样。
你可以每季度拿到那笔生活费,瑞秋表姐,当你从银行取这笔钱时,请记住它不是这座庄园给你的,也不是这座庄园的继承人给你的,而是你的丈夫,安布鲁斯・艾什利给你的。
” 说这番话时,我心里的怒气丝毫不亚于她,让一个人站在那里指责我羞辱了她,我简直罪该万死,如果她拒绝本来就属于她的那笔钱,那我更是万劫不复。
“怎么样?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一切吗?”我说。
有一会儿工夫,我以为她会扑过来揍我,可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盯着我。
接着,她的双眼溢满泪水,然后她推开我,回到卧室里,一把将门摔上。
我走下楼,来到餐厅,摇铃叫斯考比,对他说“可能艾什利夫人不会下来吃饭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红葡萄酒,独自坐在餐桌的一端。
上帝!我心里想,女人就是这样吗?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这么精疲力竭过。
即便收获的季节里和男人们一起整日整日在外面干活,即使跟拖欠房租的住户们争辩,或者处理与邻居的争执,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和一个女人五分钟的相处,她的满心喜悦,一眨眼就变成了敌意。
而且,眼泪总是她们的杀手锏吗?是不是因为她们非常清楚眼泪对于旁观者的效果?我又倒了杯红葡萄酒,斯考比就在我旁边打转,我恨不得他离我远远的。
“夫人是不是身体不适,先生?”他问我。
我或许该告诉他,夫人并非身体不适,而是在发脾气,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摇铃叫威灵顿驾车送她去普利茅斯。
“不是的,”我说,“她头发还没干,你最好让约翰送一份到她房间里去。
” 我想这就是男人婚后面对的生活吧。
摔上门,然后无声无息。
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到处跑了一整天所激起的食欲,澡盆里的那份轻松,还有炉火边宁静的夜晚,一边看着那双白皙的小手悠然地做着绣品,一边和她闲聊的那份安逸,都慢慢地消失了。
我心情愉快地换好衣服,准备吃饭,又兴致勃勃地走过走廊,敲响她的房门,看见她坐在凳子上,身上裹着那件白色晨衣,头发别在头顶,当时心情多好,我们多融洽,多亲密,亲密得让人觉得整个晚上都将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可现在呢?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前面放着块牛排,却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块跟我毫无关系的皮鞋皮。
这会儿,她在做什么?在床上躺着?蜡烛灭了吗?窗帘放下了吗?屋子里是不是一片漆黑?或者,已不在气头上了,是不是眼中的泪水已干,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中,吃送上去的饭菜,只是想给斯考比做做样子?我无从知道,也无所谓了,安布鲁斯曾经说过的话是对的,他过去常说,女人是一种聚也匆匆,散也匆匆的人。
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绝不结婚⋯⋯ 吃过晚饭,我来到书房坐下,点上烟斗,将脚搭在火具上,想让自己在饭后的小睡中平静一下心情,这种小睡平常是悠然、恬静、从容的。
但今晚,一切都索然无味,我已经习惯了看着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肩膀微侧,正好让灯光照在她手里的活上,多恩就卧在她脚边,可现在那张椅子莫名地空着。
好了,见它的鬼去吧,一个女人何以竟能搅了整个夜晚。
我站起来从书架上找了本书,翻了几页。
我肯定是打了个盹,因为我再抬起头时,房间角落里那台钟的指针差不多指到九点了,那就上床睡觉吧。
火已经灭了,再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我把狗牵回狗窝——变天了,外面刮着风,飘着零星小雨——然后,我闩上门,回到自己房里。
就在我刚要把脱了的衣服扔在椅子上时,我看见了一张字条,就放在我床头桌子上那罐花的旁边。
我走到桌边,拿起纸条,读了起来,字条是瑞秋表姐留的。
“亲爱的菲利普,”字条上写着,“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今晚我对你的无礼,在你的家里,我这么做,实在是令人难以原谅。
我并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我的言行,只是因为最近这些天里,我很反常,所有的情绪都会随时表现出来。
我已经给你的监护人写了封信,感谢他的来信,而且,我将接受那份生活费。
感谢你们俩的慷慨与善意,感谢你们为我着想。
晚安,瑞秋。
” 我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放进口袋里,她的骄傲与怒气都已烟消云散了吗?是否这些情绪都随着泪水一起消融了?她接受了那笔生活费真是卸掉了我的一个负担。
我曾设想要再去一次银行,作进一步的解释,撤回先前的传票,然后便是与教父的面谈,想象着会有不止一次的争论。
整个事情最糟糕的结局就是瑞秋被扫地出门,独自回到伦敦,住在那些简陋的小屋里,教她的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她是否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写成这张字条,想到她费了很大劲儿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真是难受。
从骄傲变为委曲求全?我对她不得不这么做很反感。
自从安布鲁斯去世以来,我头一次为发生的一切事怨他。
毫无疑问,他应该早作打算的,谁都可能生病,甚至猝死,他应该也知道,由于他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他的妻子便生活在我们的怜悯和慈悲中。
只要当时给我教父写封信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我想着她坐在波比姑妈的房间里给我写这张字条。
不知道她是否已离开那间屋子回去休息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走过去,站在她套房旁的拱门下。
她房间的门开着,卧室的门紧闭着,我敲了敲卧室的门,没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她问道:“谁呀?” 我没有回答,而是开着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很黑,借着我手上蜡烛的光,我可以看到床上的帐子半掩着,可以看见床罩下她
她的嗓音与刚才截然不同,有点莫名的嘶哑。
“做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怎么了?” “别撒谎了,菲利普,你知道怎么了。
” 我站在炉前,手足无措,眼睛乱转,不敢看那双充满责备和疑问的眼睛。
“你去派林了,”她说,“你今天骑马去找你的监护人了。
” 她说得对,我真是无可救药,无用之极,连个谎都撒不了,无论怎么说,在她面前我就是这样。
“也许是你说的那样,”我说,“那又怎么样?” “你让他写的这封信?”她说。
“不是的,”我说,显然有些理亏,“我没做过这种事,是他主动写的。
当时,有些事需要商量,我们谈到一些法律事务时,他便写了这封信,而且⋯⋯” “而且你告诉他你的表姐瑞秋要去教意大利语,是这么回事吧?”她说。
我觉得忽冷忽热,浑身不自在。
“不全是。
”我说。
“你当然明白,我当时这么说只是在跟你开玩笑。
”她说,可她如果当时只是在开玩笑,干吗这会儿非得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不明白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她说,“你让我感到莫大的羞辱。
”她走到窗前,背对我站着,“如果你想羞辱我,”她说,“上帝作证,你达到目的了。
” “我不明白。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傲慢?” “傲慢?”她转过身,乌黑的大眼睛愤愤地看着我,“你怎么敢说我傲慢?”她说。
我注视着她,感到十分愕然,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人,瞬间就发这么大脾气。
接着,令我自己大为吃惊的是,我的紧张感一扫而空,竟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我就是要说你傲慢,”我说,“这还不够,我要说你简直是傲慢无理,被羞辱的不是你,而是我。
你不是在开玩笑,当你说到教意大利语的事时,你的话是那么的干脆,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你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你就那么想的。
” “就算我是那个意思,”她说,“教意大利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耻辱的呢?” “对一般人来说,这没什么,”我说,“但你这样,就不一样。
安布鲁斯・艾什利夫人教意大利语就是耻辱,这给她的丈夫蒙羞,他因为疏忽没有在遗嘱中对她有所安排,而我,菲利普・艾什利,他的继承人,不允许这样。
你可以每季度拿到那笔生活费,瑞秋表姐,当你从银行取这笔钱时,请记住它不是这座庄园给你的,也不是这座庄园的继承人给你的,而是你的丈夫,安布鲁斯・艾什利给你的。
” 说这番话时,我心里的怒气丝毫不亚于她,让一个人站在那里指责我羞辱了她,我简直罪该万死,如果她拒绝本来就属于她的那笔钱,那我更是万劫不复。
“怎么样?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一切吗?”我说。
有一会儿工夫,我以为她会扑过来揍我,可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盯着我。
接着,她的双眼溢满泪水,然后她推开我,回到卧室里,一把将门摔上。
我走下楼,来到餐厅,摇铃叫斯考比,对他说“可能艾什利夫人不会下来吃饭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红葡萄酒,独自坐在餐桌的一端。
上帝!我心里想,女人就是这样吗?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这么精疲力竭过。
即便收获的季节里和男人们一起整日整日在外面干活,即使跟拖欠房租的住户们争辩,或者处理与邻居的争执,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和一个女人五分钟的相处,她的满心喜悦,一眨眼就变成了敌意。
而且,眼泪总是她们的杀手锏吗?是不是因为她们非常清楚眼泪对于旁观者的效果?我又倒了杯红葡萄酒,斯考比就在我旁边打转,我恨不得他离我远远的。
“夫人是不是身体不适,先生?”他问我。
我或许该告诉他,夫人并非身体不适,而是在发脾气,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摇铃叫威灵顿驾车送她去普利茅斯。
“不是的,”我说,“她头发还没干,你最好让约翰送一份到她房间里去。
” 我想这就是男人婚后面对的生活吧。
摔上门,然后无声无息。
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到处跑了一整天所激起的食欲,澡盆里的那份轻松,还有炉火边宁静的夜晚,一边看着那双白皙的小手悠然地做着绣品,一边和她闲聊的那份安逸,都慢慢地消失了。
我心情愉快地换好衣服,准备吃饭,又兴致勃勃地走过走廊,敲响她的房门,看见她坐在凳子上,身上裹着那件白色晨衣,头发别在头顶,当时心情多好,我们多融洽,多亲密,亲密得让人觉得整个晚上都将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可现在呢?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前面放着块牛排,却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块跟我毫无关系的皮鞋皮。
这会儿,她在做什么?在床上躺着?蜡烛灭了吗?窗帘放下了吗?屋子里是不是一片漆黑?或者,已不在气头上了,是不是眼中的泪水已干,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中,吃送上去的饭菜,只是想给斯考比做做样子?我无从知道,也无所谓了,安布鲁斯曾经说过的话是对的,他过去常说,女人是一种聚也匆匆,散也匆匆的人。
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绝不结婚⋯⋯ 吃过晚饭,我来到书房坐下,点上烟斗,将脚搭在火具上,想让自己在饭后的小睡中平静一下心情,这种小睡平常是悠然、恬静、从容的。
但今晚,一切都索然无味,我已经习惯了看着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肩膀微侧,正好让灯光照在她手里的活上,多恩就卧在她脚边,可现在那张椅子莫名地空着。
好了,见它的鬼去吧,一个女人何以竟能搅了整个夜晚。
我站起来从书架上找了本书,翻了几页。
我肯定是打了个盹,因为我再抬起头时,房间角落里那台钟的指针差不多指到九点了,那就上床睡觉吧。
火已经灭了,再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我把狗牵回狗窝——变天了,外面刮着风,飘着零星小雨——然后,我闩上门,回到自己房里。
就在我刚要把脱了的衣服扔在椅子上时,我看见了一张字条,就放在我床头桌子上那罐花的旁边。
我走到桌边,拿起纸条,读了起来,字条是瑞秋表姐留的。
“亲爱的菲利普,”字条上写着,“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今晚我对你的无礼,在你的家里,我这么做,实在是令人难以原谅。
我并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我的言行,只是因为最近这些天里,我很反常,所有的情绪都会随时表现出来。
我已经给你的监护人写了封信,感谢他的来信,而且,我将接受那份生活费。
感谢你们俩的慷慨与善意,感谢你们为我着想。
晚安,瑞秋。
” 我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放进口袋里,她的骄傲与怒气都已烟消云散了吗?是否这些情绪都随着泪水一起消融了?她接受了那笔生活费真是卸掉了我的一个负担。
我曾设想要再去一次银行,作进一步的解释,撤回先前的传票,然后便是与教父的面谈,想象着会有不止一次的争论。
整个事情最糟糕的结局就是瑞秋被扫地出门,独自回到伦敦,住在那些简陋的小屋里,教她的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她是否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写成这张字条,想到她费了很大劲儿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真是难受。
从骄傲变为委曲求全?我对她不得不这么做很反感。
自从安布鲁斯去世以来,我头一次为发生的一切事怨他。
毫无疑问,他应该早作打算的,谁都可能生病,甚至猝死,他应该也知道,由于他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他的妻子便生活在我们的怜悯和慈悲中。
只要当时给我教父写封信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我想着她坐在波比姑妈的房间里给我写这张字条。
不知道她是否已离开那间屋子回去休息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走过去,站在她套房旁的拱门下。
她房间的门开着,卧室的门紧闭着,我敲了敲卧室的门,没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她问道:“谁呀?” 我没有回答,而是开着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很黑,借着我手上蜡烛的光,我可以看到床上的帐子半掩着,可以看见床罩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