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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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卖国，盗公肥私。
”金观涛对此评论说：一年之内陈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但笔者认为这个“大转弯”其实未必存在：针对家庭、家族等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乃至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仍然受到“辩护”，甚至还更加被弘扬；而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早在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论战时就不被看好了。
有学者曾指出：正是在清末民初“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等）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
1907年，章太炎提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进而声称：“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
章太炎的这种“个人主义”萌芽于他早年对宋儒的不满，但留日期间受到江户晚期荻生徂徕等“新法家”和明治思想影响更大。
他初时出身汉学（古文经学），颇讥宋儒之义理；出道后两度赴日，淹留十年，颇染明治之风，于是进而由汉学而徂徕学，“归宿则在孙（荀）卿、韩非”，讲了许多“反孔扬秦”的话，“文革”中因此被盛夸为大法家。
章太炎本与许多汉学一派的学者一样重训诂不重“大义”，“赋性近保守”，接受西学相对较晚。
但“一经顿悟，则勇猛精进，有非常人所可几及者”，因而很快成为以激进革命立场与改良派论战的好手。
不过，章太炎的激进与其说在于自由民主，不如说更多地在于其强烈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因此他对黄宗羲激烈反君权的古儒民本言论，远不如对其他晚明遗民的兴汉反满言论感兴趣，自谓：“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
”在这里他通过人为制造黄（宗羲）王（夫之）“相角”，明显地把民本民主诉求与民族主义诉求区分开来。
他曾明确说：“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
” 在“欧风美雨”的明治日本，章太炎无疑也接受了许多经日本转手的“西学”中的自由个性之教，他著有《说我》《明独》等文，鼓吹个性解放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在这方面也算个启蒙大家，而且相当激进。
但有趣的是，他在“群（共同体）独（个人）”关系中一面极力弘扬“大独”（激进个人主义），一面却又力挺“大群”（国家至上、军国主义），只用个性解放来摈斥“小群”（在他看来宗族、乡里乃至党派等皆属之）。
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的“法家”传统都给他以强烈影响。
徂徕学、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脱儒入法”之一脉相承，可以从章太炎此语证之：“孔教是断不可用的……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即荻生徂徕）、太宰纯（即太宰春台）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 于是，章太炎得出结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激进个人主义就这样转化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
无怪乎王元化先生曾经以章太炎及鲁迅等章门弟子为例，解释“五四运动为什么反儒不反法？”他说：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
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他把“大独”与“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小群”。
他反对亲缘宗族的所谓“小群”，这不仅是章太炎一个人的思想，康有为破九界倡大同说，谭嗣同申言“无对待”等，莫不如此。
所以这是时代思潮，其产生有具体历史背景。
五四时期为什么主张非孝而反对家庭？主张非孝的胡适、鲁迅在行为中却信守孝道。
中国旧式家庭也未必像五四时代所讲的那么黑暗。
只有梁漱溟对中国的家庭比较肯定，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用上引的章太炎的说法，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
这就是他说的，“大独必须大群，无大群即无大独”。
这是直接把大共同体和“个人主义”相联系了。
“要实现大群，首先必破除小群自治；而所谓大独，即是从小团体、小宗派中解放出来，破除亲缘宗法的羁绊(当时所说的封建，并非指西方的封建概念，乃是指我们的宗法制度，宗法社会)。
这恐怕是五四时期把非孝和反对家庭作为反封建的一个主要原因。
” 可见，“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不针对大共同体；只针对儒家，不针对法家，这并不始自陈独秀，也不始自新文化运动，早在20世纪初就由章太炎等人倡导了。
而另一方面，只用大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不用小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乃至继续支持针对家庭、家族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终结于陈独秀，更没有终结于新文化运动。
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中，弘扬个性解放，支持“娜拉出走”，仍然是热门的主题。
尤其是城市里和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摆脱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家族，反抗族权父权夫权家长权，抗婚逃婚离家出走，而走向了“革命队伍”的。
”金观涛对此评论说：一年之内陈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但笔者认为这个“大转弯”其实未必存在：针对家庭、家族等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乃至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仍然受到“辩护”，甚至还更加被弘扬；而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早在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论战时就不被看好了。
有学者曾指出：正是在清末民初“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等）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
1907年，章太炎提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进而声称：“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
章太炎的这种“个人主义”萌芽于他早年对宋儒的不满，但留日期间受到江户晚期荻生徂徕等“新法家”和明治思想影响更大。
他初时出身汉学（古文经学），颇讥宋儒之义理；出道后两度赴日，淹留十年，颇染明治之风，于是进而由汉学而徂徕学，“归宿则在孙（荀）卿、韩非”，讲了许多“反孔扬秦”的话，“文革”中因此被盛夸为大法家。
章太炎本与许多汉学一派的学者一样重训诂不重“大义”，“赋性近保守”，接受西学相对较晚。
但“一经顿悟，则勇猛精进，有非常人所可几及者”，因而很快成为以激进革命立场与改良派论战的好手。
不过，章太炎的激进与其说在于自由民主，不如说更多地在于其强烈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因此他对黄宗羲激烈反君权的古儒民本言论，远不如对其他晚明遗民的兴汉反满言论感兴趣，自谓：“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
”在这里他通过人为制造黄（宗羲）王（夫之）“相角”，明显地把民本民主诉求与民族主义诉求区分开来。
他曾明确说：“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
” 在“欧风美雨”的明治日本，章太炎无疑也接受了许多经日本转手的“西学”中的自由个性之教，他著有《说我》《明独》等文，鼓吹个性解放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在这方面也算个启蒙大家，而且相当激进。
但有趣的是，他在“群（共同体）独（个人）”关系中一面极力弘扬“大独”（激进个人主义），一面却又力挺“大群”（国家至上、军国主义），只用个性解放来摈斥“小群”（在他看来宗族、乡里乃至党派等皆属之）。
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的“法家”传统都给他以强烈影响。
徂徕学、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脱儒入法”之一脉相承，可以从章太炎此语证之：“孔教是断不可用的……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即荻生徂徕）、太宰纯（即太宰春台）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 于是，章太炎得出结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激进个人主义就这样转化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
无怪乎王元化先生曾经以章太炎及鲁迅等章门弟子为例，解释“五四运动为什么反儒不反法？”他说：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
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他把“大独”与“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小群”。
他反对亲缘宗族的所谓“小群”，这不仅是章太炎一个人的思想，康有为破九界倡大同说，谭嗣同申言“无对待”等，莫不如此。
所以这是时代思潮，其产生有具体历史背景。
五四时期为什么主张非孝而反对家庭？主张非孝的胡适、鲁迅在行为中却信守孝道。
中国旧式家庭也未必像五四时代所讲的那么黑暗。
只有梁漱溟对中国的家庭比较肯定，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用上引的章太炎的说法，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
这就是他说的，“大独必须大群，无大群即无大独”。
这是直接把大共同体和“个人主义”相联系了。
“要实现大群，首先必破除小群自治；而所谓大独，即是从小团体、小宗派中解放出来，破除亲缘宗法的羁绊(当时所说的封建，并非指西方的封建概念，乃是指我们的宗法制度，宗法社会)。
这恐怕是五四时期把非孝和反对家庭作为反封建的一个主要原因。
” 可见，“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不针对大共同体；只针对儒家，不针对法家，这并不始自陈独秀，也不始自新文化运动，早在20世纪初就由章太炎等人倡导了。
而另一方面，只用大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不用小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乃至继续支持针对家庭、家族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终结于陈独秀，更没有终结于新文化运动。
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中，弘扬个性解放，支持“娜拉出走”，仍然是热门的主题。
尤其是城市里和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摆脱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家族，反抗族权父权夫权家长权，抗婚逃婚离家出走，而走向了“革命队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