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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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三十岁左右的爸爸把我的几个哥哥从学校接回了家。
这个我不记得，因为那时还没有我，但我想也许那是个转折点。
接下来的四年里，爸爸扔掉了电话，驾照到期也不去更换，也不再为家里的汽车购买保险。
接着他开始囤积食物。
这最后一部分描述听起来像我父亲，却不是哥哥们记忆中的父亲。
联邦政府人员围困韦弗一家的那一年，爸爸刚满四十岁，这一事件证实了他最担心的事。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即便战争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托尼在那张照片里看到的是他父亲，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韦弗家事件发生十四年后，我坐在大学教室里，听一位心理学教授描述一种叫作双相情感障碍[4]的疾病。
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精神疾病这回事。
我知道人会发疯有人把死猫套在头上，有人爱上了一根萝卜但我从未想到，一个人功能健全，头脑清晰，令人信服，却仍可能在哪方面有问题。
教授用沉闷平淡的语调陈述道：该病发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爸爸果真患有躁郁症或者患有能解释其行为的十几种失调症之一那么其中一个共同的症状便是偏执狂，偏执会阻碍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真相谁也无从得知。
城里外婆三年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
我对她了解不多。
这些年来，我多次进出她的厨房，但她从未告诉过我，眼睁睁看着女儿把自己隔绝起来，封闭在幻觉和偏执筑起的高墙里，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现在想象她的样子，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孤零零的画面，就好像我的记忆是一台幻灯机，而片盒却卡住了。
画面上，她坐在带坐垫的长椅上，留着一头紧密的卷发，嘴角露出恰到好处的礼貌微笑。
她的眼睛充满善意，安静闲适，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
那微笑让我念念不忘。
始终如一，神秘，超然，冷静，是唯一恒久不变之物。
如今我长大了，主要通过姨妈和舅舅尽力去了解她，我于是知道她绝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我参加了外婆的追悼会。
在打开的棺材面前，我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
殓尸官没处理好她的嘴唇一直像铁面具般挂在她嘴角的亲切微笑消失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没了微笑，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偏执狂和原教旨主义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们如何把我在乎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只留下学位和证书一种体面的虚空。
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前也曾发生。
母女分离再度重演。
磁带在循环播放。
阿帕奇女人 谁也没注意到汽车离开了马路。
十七岁的哥哥泰勒开车时睡着了。
那是早上六点，他几乎一整晚都在默默开着我们的旅行车，穿过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
在巴克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农业小镇康沃尔，旅行车偏离了中间线，进入逆行车道，然后离开公路，跳过一个沟渠，接连撞倒两根粗大的雪松木电线杆，最后撞上一辆中耕拖拉机才停了下来。
这次旅行是母亲的主意。
几个月前，当干枯的叶子开始飘落，预示夏天的结束，爸爸就一直情绪高涨。
早饭时，他用脚轻轻打着流行音乐的拍子，晚饭期间，他常常两眼发光，指着那座山说他要铺设管道，把水从山上直接引到家里。
爸爸承诺，等下了第一场雪，他要堆一个爱达荷州最大的雪球。
他说，只需徒步上山团一个小小的雪球，然后把它滚下山坡，看着它全速翻过山丘，冲过峡谷，三倍三倍地增大。
我家坐落在山谷前最后一座山上，等雪球滚到我家，就会和爷爷家的谷仓一样大，到时公路上的人准会抬头凝望，惊叹不已。
只要雪质够好，雪花够厚、够黏就行。
每次下雪后，我们都捧一把雪给爸爸，看着他放在手指间搓。
那雪太细了。
这雪太湿了。
得过了圣诞节，他说，那时下的才是正儿八经的雪。
但圣诞节过后，爸爸似乎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垮了。
他不再谈什么雪球，然后连话也懒得说了。
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最后完全失去了光彩。
他走起路来耷拉着肩膀，胳膊软弱无力，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把他往地面拖。
到了一月，爸爸就下不了床了。
他平躺在床上，两眼空洞地盯着灰泥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起伏和纹理构成的图案。
每天晚上我端饭给他，他连眼都不眨一下。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进过他房间。
就是在这时，母亲宣布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
她说爸爸就像一株向日葵，会在雪地里冻死，来年二月需要把他带走，种在阳光下。
于是我们一家挤进旅行车，穿过蜿蜒的峡谷，沿漆黑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驰十二小时，终于来到炎热的亚利桑那州大沙漠。
我的祖父母在那里的活动房里等待着冬天过去。
我们于日出几小时后到达。
爸爸最远也就挪到奶奶家的门廊，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他头下枕一个针织枕头，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放在肚子上。
他一连两天保持着这个姿势，睁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宛如那干燥无风的炎热沙漠中的一株灌木般静止不动。
这个我不记得，因为那时还没有我，但我想也许那是个转折点。
接下来的四年里，爸爸扔掉了电话，驾照到期也不去更换，也不再为家里的汽车购买保险。
接着他开始囤积食物。
这最后一部分描述听起来像我父亲，却不是哥哥们记忆中的父亲。
联邦政府人员围困韦弗一家的那一年，爸爸刚满四十岁，这一事件证实了他最担心的事。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即便战争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托尼在那张照片里看到的是他父亲，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韦弗家事件发生十四年后，我坐在大学教室里，听一位心理学教授描述一种叫作双相情感障碍[4]的疾病。
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精神疾病这回事。
我知道人会发疯有人把死猫套在头上，有人爱上了一根萝卜但我从未想到，一个人功能健全，头脑清晰，令人信服，却仍可能在哪方面有问题。
教授用沉闷平淡的语调陈述道：该病发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爸爸果真患有躁郁症或者患有能解释其行为的十几种失调症之一那么其中一个共同的症状便是偏执狂，偏执会阻碍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真相谁也无从得知。
城里外婆三年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
我对她了解不多。
这些年来，我多次进出她的厨房，但她从未告诉过我，眼睁睁看着女儿把自己隔绝起来，封闭在幻觉和偏执筑起的高墙里，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现在想象她的样子，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孤零零的画面，就好像我的记忆是一台幻灯机，而片盒却卡住了。
画面上，她坐在带坐垫的长椅上，留着一头紧密的卷发，嘴角露出恰到好处的礼貌微笑。
她的眼睛充满善意，安静闲适，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
那微笑让我念念不忘。
始终如一，神秘，超然，冷静，是唯一恒久不变之物。
如今我长大了，主要通过姨妈和舅舅尽力去了解她，我于是知道她绝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我参加了外婆的追悼会。
在打开的棺材面前，我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
殓尸官没处理好她的嘴唇一直像铁面具般挂在她嘴角的亲切微笑消失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没了微笑，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偏执狂和原教旨主义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们如何把我在乎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只留下学位和证书一种体面的虚空。
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前也曾发生。
母女分离再度重演。
磁带在循环播放。
阿帕奇女人 谁也没注意到汽车离开了马路。
十七岁的哥哥泰勒开车时睡着了。
那是早上六点，他几乎一整晚都在默默开着我们的旅行车，穿过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
在巴克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农业小镇康沃尔，旅行车偏离了中间线，进入逆行车道，然后离开公路，跳过一个沟渠，接连撞倒两根粗大的雪松木电线杆，最后撞上一辆中耕拖拉机才停了下来。
这次旅行是母亲的主意。
几个月前，当干枯的叶子开始飘落，预示夏天的结束，爸爸就一直情绪高涨。
早饭时，他用脚轻轻打着流行音乐的拍子，晚饭期间，他常常两眼发光，指着那座山说他要铺设管道，把水从山上直接引到家里。
爸爸承诺，等下了第一场雪，他要堆一个爱达荷州最大的雪球。
他说，只需徒步上山团一个小小的雪球，然后把它滚下山坡，看着它全速翻过山丘，冲过峡谷，三倍三倍地增大。
我家坐落在山谷前最后一座山上，等雪球滚到我家，就会和爷爷家的谷仓一样大，到时公路上的人准会抬头凝望，惊叹不已。
只要雪质够好，雪花够厚、够黏就行。
每次下雪后，我们都捧一把雪给爸爸，看着他放在手指间搓。
那雪太细了。
这雪太湿了。
得过了圣诞节，他说，那时下的才是正儿八经的雪。
但圣诞节过后，爸爸似乎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垮了。
他不再谈什么雪球，然后连话也懒得说了。
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最后完全失去了光彩。
他走起路来耷拉着肩膀，胳膊软弱无力，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把他往地面拖。
到了一月，爸爸就下不了床了。
他平躺在床上，两眼空洞地盯着灰泥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起伏和纹理构成的图案。
每天晚上我端饭给他，他连眼都不眨一下。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进过他房间。
就是在这时，母亲宣布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
她说爸爸就像一株向日葵，会在雪地里冻死，来年二月需要把他带走，种在阳光下。
于是我们一家挤进旅行车，穿过蜿蜒的峡谷，沿漆黑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驰十二小时，终于来到炎热的亚利桑那州大沙漠。
我的祖父母在那里的活动房里等待着冬天过去。
我们于日出几小时后到达。
爸爸最远也就挪到奶奶家的门廊，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他头下枕一个针织枕头，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放在肚子上。
他一连两天保持着这个姿势，睁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宛如那干燥无风的炎热沙漠中的一株灌木般静止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