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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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剪刀。

    有一天下午,由于我多次擦拭脸上的汗,等到我们歇工吃晚饭时,我的鼻子和脸颊全黑了。

    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

    我很惊讶,但并不感到陌生。

    我听爸爸用过这个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知道它的意思。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义。

    我只在教堂见过一个黑人,是个小女孩,某户人家的养女。

    爸爸显然不是在说她。

     整个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夹钳给我拿来!”或是:“该吃午饭了,黑鬼!”这个称呼从未让我有过片刻的踌躇不安。

     接着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进入一所大学,在那里我漫步走进一间礼堂,听了一场关于美国历史的讲座,它让我睁大双眼,思绪万千。

    讲课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尔博士,他声音洪亮,引人深思。

    我对奴隶制略知一二;我听爸爸谈起过,也在爸爸最喜欢的关于美国建国的书中读到过。

    我读到过,殖民时期的奴隶比他们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为主人还要负担照顾他们的费用。

    我当时觉得颇有道理。

     金伯尔博士讲授奴隶制那天,他头顶的屏幕上是一幅关于奴隶市场的炭笔素描。

    屏幕很大,就像电影院的屏幕一样,占据了整个房间。

    画上是一片混乱的场面。

    女人们站着,全裸或半裸,被锁链锁着,被男人们团团围住。

    投影机咔嗒一声,切换到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不清。

    褪色和过度曝光,让这张照片很有象征性。

    照片上,一个人面对镜头坐着,上身赤裸,露出地图般纵横交错的凸起的伤疤。

    遭受的凌辱让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来的几周,我见到了更多的照片。

    几年前我扮演安妮时就听说过经济大萧条,但幻灯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排着长队站在施粥所前的人们还是让我感到新鲜。

    金伯尔博士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战斗机,散布在被炸毁的城市的残骸上。

    还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投影仪的灯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进礼堂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都是黑人。

    自从那次关于奴隶制的讲座后,屏幕上就再没出现过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记得有过。

    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外国人。

    我从没试着想象奴隶制的终结:毫无疑问,正义的呼声广为人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金伯尔博士开始讲授民权运动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份:一九六三。

    我想肯定是弄错了。

    我记得《奴隶解放宣言》[9]是一八六三年颁布的。

    我无法解释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输入错误。

    我把日期抄在笔记上,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屏幕上闪现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个世纪变得清晰起来。

    它们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题是现代的栩栩如生,意义明确。

    它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干巴巴的静物照,它们捕捉到了运动的瞬间。

    游行。

    警察。

    消防队员将水管对准年轻人。

     金伯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

    他从罗莎·帕克斯[10]开始讲。

    一幅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将一个妇女的手指按进一块墨水海绵。

    金伯尔博士说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落座。

    我把他的话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11],尽管这听上去是一种奇怪的偷窃。

     她的照片换成另一个人的,一个身穿白衬衫的黑人男孩,系着领带,戴一顶圆边帽。

    我没有听他的故事。

    我还在想罗莎·帕克斯,怎么会有人去偷公共汽车的座位。

    接着图片切换成一具尸体,我听到金伯尔博士说:“他们把他的尸体从河里拖了出来。

    ” 照片下面有一个年份:一九五五。

    我意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四岁了,这种意识让我和艾米特·提尔[12]之间的距离轰然倒塌。

    我与这个被害男孩的距离可以以我所认识的人的年岁来衡量。

    这种衡量方法并不以宏大的历史事件或地质变迁文明的堕落、山脉的侵蚀为参照,而是以人的皱纹,以我母亲脸上的皱纹为参照。

     下一个名字是马丁·路德·金。

    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脸,也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金伯尔博士说的并不是我听说过的马丁·路德。

    我花了几分钟才将名字和屏幕上的图像联系起来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拥着。

    我刚弄明白他是谁,刚了解到他为什么在那里发表演说,便被告知他被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