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三中流亡求学经历
关灯
小
中
大
高光祚
作为一名流亡学生，我于1938年就读于国立三中，1943年毕业。
这六年，在我一生中确是非同小可，不仅结束了我兵荒马乱中的流亡生涯，重要的是，又得以弦歌一堂，接受了严格而艰苦的智、德、体三育并重的半军事教育，把我锻炼成一名压不垮、且不负于祖国与人民养育之恩的堂堂中国人。
流亡入学前因 “七七”芦沟桥事变，紧接着“八一三”日军入侵淞沪，江南吃紧，全国抗日军兴。
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奉命“紧急疏散”，各奔前程。
时父亲在津浦铁路局任职，已接到“疏散家属”的命令，于是带家由浦镇（南京附近）搭专列，于11月到大后方重镇长沙。
这时，流亡到大后方的一些省扬中高中部学长，纷纷转道武汉，去了延安抗大。
因嫌我年纪小，不愿带我走，于是，我在长沙蹭蹬了三个月。
一日，父亲欣喜地从报上看到教育部号召流亡青年学生登记的消息，全家喜出望外。
于是，按规定时间，父亲携二位姐姐（高凤笙与高湘英，也同是省扬中学生）与我，同去指定地点登记报名（好像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有不少是兄弟姐妹同行的。
登记完毕，大伙围着一位满脸堆笑、一副善良面孔、十足学者风度的长者，与一位操江口口音的小个儿询这问那，问了个底朝天。
他们都极其耐心地一一作答（其后才知道那位长者原来是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小个儿是教育部视察员贾国恩先生。
后来，他们分别担任了国立三中的校长与总务处副处长）。
母亲为我们三人又能继续上学与减轻了家庭日益困难的负担，高兴地拾掇些简单行装。
不多日，父亲带病送别我们于湘江之畔。
在一个阴霾的寒冬傍晚，十多条大木船浩浩荡荡，分载着数百名流亡学生，顺湘江，渡洞庭湖，溯沅江直奔湘西，倒也壮观。
途经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各县，均作了短暂逗留。
险越了湘西匪区后，由晃县徒步到达铜仁，大约走了一个月。
在常、桃、沅三县，高年级同学们临时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作抗日宣传。
通过演讲、唱抗战歌曲与演话剧等形式（大姐高凤笙也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满腔愤怒地历数日军侵华罪行，讲清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二）入校后校园生活 大队到校前，筹办人员在周校长率领下，已先期到达，联系地方当局，交涉校址，分配教室、宿舍与购置课桌椅与黑板等设备。
校本部与高中部同设在旅部，师范部在文庙，初中部的初二与初三在文坛，初一在文坛以东的火神庙里。
学校由校务委员会领导，成员除周校长外，还有总务处长贾国恩、教导处长黄新运、高中部主任黄质夫（当年知名的乡村师范教育家）、师范部主任吴学增与初中部主任叶桐，另有校务委员胡耐安等。
1938年4月20日，是一个大好晴天，
这六年，在我一生中确是非同小可，不仅结束了我兵荒马乱中的流亡生涯，重要的是，又得以弦歌一堂，接受了严格而艰苦的智、德、体三育并重的半军事教育，把我锻炼成一名压不垮、且不负于祖国与人民养育之恩的堂堂中国人。
流亡入学前因 “七七”芦沟桥事变，紧接着“八一三”日军入侵淞沪，江南吃紧，全国抗日军兴。
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奉命“紧急疏散”，各奔前程。
时父亲在津浦铁路局任职，已接到“疏散家属”的命令，于是带家由浦镇（南京附近）搭专列，于11月到大后方重镇长沙。
这时，流亡到大后方的一些省扬中高中部学长，纷纷转道武汉，去了延安抗大。
因嫌我年纪小，不愿带我走，于是，我在长沙蹭蹬了三个月。
一日，父亲欣喜地从报上看到教育部号召流亡青年学生登记的消息，全家喜出望外。
于是，按规定时间，父亲携二位姐姐（高凤笙与高湘英，也同是省扬中学生）与我，同去指定地点登记报名（好像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有不少是兄弟姐妹同行的。
登记完毕，大伙围着一位满脸堆笑、一副善良面孔、十足学者风度的长者，与一位操江口口音的小个儿询这问那，问了个底朝天。
他们都极其耐心地一一作答（其后才知道那位长者原来是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先生，小个儿是教育部视察员贾国恩先生。
后来，他们分别担任了国立三中的校长与总务处副处长）。
母亲为我们三人又能继续上学与减轻了家庭日益困难的负担，高兴地拾掇些简单行装。
不多日，父亲带病送别我们于湘江之畔。
在一个阴霾的寒冬傍晚，十多条大木船浩浩荡荡，分载着数百名流亡学生，顺湘江，渡洞庭湖，溯沅江直奔湘西，倒也壮观。
途经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各县，均作了短暂逗留。
险越了湘西匪区后，由晃县徒步到达铜仁，大约走了一个月。
在常、桃、沅三县，高年级同学们临时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作抗日宣传。
通过演讲、唱抗战歌曲与演话剧等形式（大姐高凤笙也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满腔愤怒地历数日军侵华罪行，讲清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二）入校后校园生活 大队到校前，筹办人员在周校长率领下，已先期到达，联系地方当局，交涉校址，分配教室、宿舍与购置课桌椅与黑板等设备。
校本部与高中部同设在旅部，师范部在文庙，初中部的初二与初三在文坛，初一在文坛以东的火神庙里。
学校由校务委员会领导，成员除周校长外，还有总务处长贾国恩、教导处长黄新运、高中部主任黄质夫（当年知名的乡村师范教育家）、师范部主任吴学增与初中部主任叶桐，另有校务委员胡耐安等。
1938年4月20日，是一个大好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