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三中流亡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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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齐集旅部操场上，在周校长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而简单的开学典礼。
为了打好基础，我又从初一念起。
初一分甲、乙、丙三个班。
我所在的“一甲”，级任老师是李绍良老先生，他与同学是情同父子的师生。
“一乙”级任老师是邵达老师，“一丙”是关维藩老师。
百多名嗷嗷待哺的青年学子，相挤在一座经过简单修葺的破庙里，倒也非常欢乐。
教室隔壁就是寝室和饭厅。
没有操场，更谈不上文娱设施，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体育课，也没有音乐课。
师生都能安贫乐道，丝毫没有穷困潦倒的感觉。
相反，在经过一段颠沛不安全的生活后，今天能有地方念书，大家都很珍惜、高兴。
虽是十多岁的孩子，远离亲人，似乎都很懂事，相处极其融洽，从无争吵、打架、迟到、早退或旷课现象发生。
初一没念几个月，即原班人马迁到文坛，升入初二。
这里较为正规，有篮球场，有乒乓球桌，有台风琴，好像也没有医疗设施。
初三是在江口分校念的，分校长是叶桐。
分校除初三两个班外，还办了实验班与农职班，校舍分散在这个小县的几座庙宇式的古建筑里（女生宿舍在大佛寺）。
诸师长中，给我印象较深且影响较大的是图画老师刘光苇。
她所教的画都是抗日的。
她说：“我们不能为艺术而艺术”。
愤怒之情，嘶哑的无锡口音，使我们这群爱国青年，对日军更加同仇敌忾。
1941年，由江口又徒步回到铜仁，升入高中部。
相比之下，旅部的条件当然好得多，除有较正规的课堂、宿舍与饭厅外，还有操场、新建的礼堂与图书馆、医务室与传达室。
当时是男女分校制，在文坛成立了女子部，孙慎疆主其事。
这时，学校领导大换班，李超类校长接替了周校长。
高中部主任先后是钟宏、殷日炎与朱程表。
增设了军训课与公民课，亦成立了三青团组织。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1943年7月高中毕业后，徒步奔赴贵阳，参加为期三个月夏令营训练（在阳明湖畔），并参加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简称“联考”，以前叫“统考”）。
为了继承父业，我考入了交通大学。
（三）三中六年的关键性意义与回忆 三中六年，生命史上关键性的六年，白驹过隙，但却恍如昨日，今虽倏忽已是古稀老人，但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
为何是“关键性六年” 第一，当时如无国立中学（共约20多所），我作为一大批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之一，生存的问题与是否走入歧途问题，均难以预卜。
第二，离开母校49年来，生命多坎坷，不仅闯过了日军侵华的火焰，且在战胜了长期的政治迫害，从死亡的边缘上，又坚强地站立了起来。
坚韧不拔的毅力，是来自多方面的，而母校的培养、陶冶与锻炼，却是重要的源泉之一。
片段回忆 1939年，由初
为了打好基础，我又从初一念起。
初一分甲、乙、丙三个班。
我所在的“一甲”，级任老师是李绍良老先生，他与同学是情同父子的师生。
“一乙”级任老师是邵达老师，“一丙”是关维藩老师。
百多名嗷嗷待哺的青年学子，相挤在一座经过简单修葺的破庙里，倒也非常欢乐。
教室隔壁就是寝室和饭厅。
没有操场，更谈不上文娱设施，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体育课，也没有音乐课。
师生都能安贫乐道，丝毫没有穷困潦倒的感觉。
相反，在经过一段颠沛不安全的生活后，今天能有地方念书，大家都很珍惜、高兴。
虽是十多岁的孩子，远离亲人，似乎都很懂事，相处极其融洽，从无争吵、打架、迟到、早退或旷课现象发生。
初一没念几个月，即原班人马迁到文坛，升入初二。
这里较为正规，有篮球场，有乒乓球桌，有台风琴，好像也没有医疗设施。
初三是在江口分校念的，分校长是叶桐。
分校除初三两个班外，还办了实验班与农职班，校舍分散在这个小县的几座庙宇式的古建筑里（女生宿舍在大佛寺）。
诸师长中，给我印象较深且影响较大的是图画老师刘光苇。
她所教的画都是抗日的。
她说：“我们不能为艺术而艺术”。
愤怒之情，嘶哑的无锡口音，使我们这群爱国青年，对日军更加同仇敌忾。
1941年，由江口又徒步回到铜仁，升入高中部。
相比之下，旅部的条件当然好得多，除有较正规的课堂、宿舍与饭厅外，还有操场、新建的礼堂与图书馆、医务室与传达室。
当时是男女分校制，在文坛成立了女子部，孙慎疆主其事。
这时，学校领导大换班，李超类校长接替了周校长。
高中部主任先后是钟宏、殷日炎与朱程表。
增设了军训课与公民课，亦成立了三青团组织。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1943年7月高中毕业后，徒步奔赴贵阳，参加为期三个月夏令营训练（在阳明湖畔），并参加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简称“联考”，以前叫“统考”）。
为了继承父业，我考入了交通大学。
（三）三中六年的关键性意义与回忆 三中六年，生命史上关键性的六年，白驹过隙，但却恍如昨日，今虽倏忽已是古稀老人，但其情其景犹历历在目。
为何是“关键性六年” 第一，当时如无国立中学（共约20多所），我作为一大批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之一，生存的问题与是否走入歧途问题，均难以预卜。
第二，离开母校49年来，生命多坎坷，不仅闯过了日军侵华的火焰，且在战胜了长期的政治迫害，从死亡的边缘上，又坚强地站立了起来。
坚韧不拔的毅力，是来自多方面的，而母校的培养、陶冶与锻炼，却是重要的源泉之一。
片段回忆 1939年，由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