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三中流亡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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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初三,去江口分校,日行90华里,穿的是草鞋,由江口县城去某苗寨作抗日宣传,也穿的是草鞋。

    (有的同学学会了编织。

    )生活上的艰苦,是不难想象的。

    记得一块一市尺见方的粗白布,在高三那年,整整用了一年,洗脸与洗脚用它,洗澡也是它。

    一把猪鬃牙刷,用了三年(鬃毛倒得平倒了,可以上街花两个钱,重新换毛)。

    牙膏已是多年不知其味了——清刷,有时弄到点岩盐,这是幸运。

    洗脸、洗澡倒也简单:清洗与干擦,没有肥皂。

    洗澡当然都是冷水,——水与盐,当时都很困难。

     晚自习,一人一盏桐油灯,光线暗淡摇晃自不待说,且在翌晨洗脸时,一抠一鼻子黑。

     吃的是低劣的糙米,南瓜汤上面飘浮些“后老婆油”。

    一个星期打顿“牙祭”时,筷子的动作就得加快点,有时怕饭不够,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了(但绝无争打)。

    由于营养不良,高二时我患了夜盲症。

     穿的当然不可能讲究,有限的几件衣服,都是多年一贯制,由初一穿到高中毕业。

    但是,同学们均无褴褛现象,都很整齐。

    高三时,男女同学一律发了一套蓝色卡叽布的“罗斯福呢”制服,穿起来倒也神气十足。

     在营养与知己不良的情况下,同学们都很注意锻炼身体。

    午饭后,我经常与知己到后山进行日光浴。

    睡前必作适当运动,还学了“八段锦”。

    我虽不是运动员,但从高中起,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

    这也是我这一辈子,虽饱经冰霜而无疾,青春常驻的原因之一吧! 当年师资水平都很高,有其客观条件——沿海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省市,因受炮火洗礼,很多大中学校皆疏散到大后方。

    所以,三中已来了不少在学术界较有声望的老师。

    我知道并记得的有:许梦同、锦爽秋、汪铭竹、傅求学、邱望湘、张尔美、丁放鹤、周明颐、徐佩璜、陈康、封开基、杨骏、程芸、王佩琼、杨德真、金荫珍、陈鸿先、章斌、魏佩莲等等。

     我不是高材生,但由于老师的教导有方,三中六年所学较为扎实,至今受用不尽。

     最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同学之间的友好融洽,且相互关怀,虽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

    为什么?除师长的教诲外,我想,也有个客观原因:来自五湖四海、同受战火洗礼,又都是远离亲人,遭遇相同,处境一样,朝夕相处,这就很自然地捏到一块儿去了。

    另外,同学们都很遵守纪律,几乎没有哪位同学,受到过老师严厉批评指责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中六年对我后半生,不论在事业上,为人处事与健康等等各方面,起了多么巨大的关键性作用啊! 三中!母校!我永远怀念您!终身感谢您! 高光祚:现名高光,男,1938年入国立三中初中部,1943年高中毕业。

    大连医学院副教授。

    曾任大连市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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